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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5 [转] 当年流传的徐勤先将军六四抗命不遵，其实并不确历史最终会揭示真相。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20日 转载) 来源：--文史长廊 原题：the truth 03 June 历史事件中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 因为GOOGLE 和BAIDU上来看这篇文章的同学很多。我看最好做个注脚： 首先下面这篇文章是一个报纸的转载，时间也是几年以前。其次， 我之所以贴它，是因为网络上的种种流言，这封信写的似乎最为可信。最后，希望大家抱着审慎的态度看待自己不了解的，而被某些人不断用煽动性语气提起的故事。 徐将军是值得景仰，但是他始终是一个人，请不要给他套上太神圣的光环。无论他是否还在世上，能够平静的渡过晚年才是正真的幸福。 (读者投书)主编您好，我读了贵网站的文章《抗命将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逸事及其它》很有感慨，愿把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告知主编，或能得以流传。 我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当时是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在六四前后也曾从不同渠道听说徐勤先的故事，但多为道听途说未敢全部相信。直到去年夏天在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一位当年军事检察院徐勤先专案组的成员，从他口中得到一些确切消息，才对此事件有了比较真实的了解。 当年流传的徐勤先抗命不遵，其实并不确切。徐勤先在六四发布镇压令的时候确实住在医院，并非其称病，而是确实在指挥训练中扭伤脚踝。当中央军委命令其赴总参接受命令时，他完全可以称病不出，派38军参谋长去，但他还是去了。在镇压命令下达后，他当场表示了不同意见，总参警告他不能抗命，他当即称只是按照程序表达意见，并未打算抗命，并表示立即回部队部署执行命令。但在当时请况下，总参已决不可能再让其离开，立刻将其武器缴下软禁起来。并在六四事件结束后判刑，具体几年我已记不清，似乎并非五年。 据这位知情人透露，徐勤先在受审期间表现令人钦佩，是一位真正的军人，为人正直，也具有很强的军事才能。其子在六四期间正在大学读书，这恐怕也是他比较同情学生，并为军委猜疑的原因之一。另有传言，徐勤先为徐海东大将之子，据该人透露也属不实，徐勤先实为农家子弟，靠个人奋斗，从士兵升至军长。 据知情人透露，徐勤先在狱中待遇甚好，军委也知其并非蓄意抗命，并且与党内政治斗争无任何瓜葛，所以并未为难他。出狱后，还任命其为河北省军分区副司令员。大概是郁郁不得志的缘故，徐勤先出狱后不久即患病，目前已去世。 我目前也在海外，才能看到你们的网站，旧事重提不免伤感。徐勤先不过是六四受害者中比较知名的一位，只有我们这些亲历者才能体会受到的伤害。当时种种已不堪提起，只愿我们这些生者不要忘却逝者 April 24 徐勤先将军 - 六四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将军，中国历史应该记住这个名字。 同是共党专制国家，同是1989年，罗马尼亚前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国防部长米列亚，因不愿向群众开枪而自杀身亡。而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最终受到人民的惩罚。 历史虽无从假设，但倘若没有六四的血腥昭然于世，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是否会就此倒台？而相反，如若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米列亚将军抗命自杀和齐奥塞斯库的倒台，发生在中国六四之前，是否中国也会有米列亚将军这样的军人，至少会多一些徐勤先将军那样的军人？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一切都已铸就，无从假设，更难以掩盖，只待昭然之日。 不忘前史，以史为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湖南党建网站惊人刊文：8964中38军军长抗命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9/0420/article_74382.html 湖南省常德市委组织的常德党建网站，惊人地刊登一篇介绍原38军军长徐勤先的文章，目前已经被删除。此文详细地介绍六四镇压之前徐勤先反对开枪镇压学生，称病请假的情况。 常德党建网站上刊登的文章题目为：《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逸事及其它!》 地址：http://www.changdedj.net/Html/school/mrys/39697149527345.html 发布日期:2006年08月15日 来源: 常德党建网 作者:管理员 点击次数:
刘亚洲将军披露38军军长徐勤先六四抗命真相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9/0422/article_74588.html 上海公安局副局长透露江泽民卷入黄菊秘书贪污案内幕 博讯记者从上海公安局刘姓副局长处获得的独家消息称，就在中央双规了黄菊的大秘书王维工时，王的妻子和子女却成功离开上海，回到拥有长久居留权的澳大利亚悉尼。当时王的妻子其实已经在上海市公安局专案组的掌握之中，王妻子的护照及其号码等都在公安档案里，并实行了边控，按大陆最基本的办案程序，她的老公涉重大案件，本不应该在这时离境。 这位再三叮嘱不要透露姓名的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透露，黄菊的大秘书被双规后，他的妻子其实已经在监控中。但由于一个神秘的电话，不但解除了监控，并取消了边控（控制出境的限制）。原来，这个神秘的电话来自江泽民的大秘书。事情放映到北京后，北京很关注，后来，这位秘书后来专门到上海市委去做过一次说明，他说，江泽民同志认为，我们共产党从来不搞株连，王被双规是罪有应得，没有理由监控他的妻子，不能开这个先例。 (博讯 boxun.com) 由于秘书直接抬出了江泽民，北京没有继续追问。上海公安局知情人士认为，江泽民整陈希同的时候，正是用株连的方法迫使陈希同认罪，可现在下台了却突然跳出来保护一位贪污犯的老婆，美其名曰不株连。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位知情者透露，江泽民下来后一直患得患失，最担心的是他走后接班人要平反刘四和对贪污腐败进行清算。他一直坚决反对公布财产的阳光法案。公安的同志说，江泽民其实不担心自己，他担心的是自己几个贪污腐败的儿子。 但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一位分队长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其实江泽民下令让王维工的老婆走掉是有交换条件的，条件就是王维工“知道说什么和不说什么”。他说，这一点从王维工目前的受审情况可以看出来。他说，王维工知道妻子和子女在澳洲，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至今没有透露任何涉及到江泽民家族的事情。 据博讯记者了解到，目前潜逃澳洲的上海帮大概有23人之多，住在北悉尼和爱斯菲尔德两个地区。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April 23 李长春亲自下令：所有媒体不得报道西门子行贿的中方人员李长春亲自下令：所有媒体不得报道西门子行贿的中方人员
日前，全国媒体同时收到来自中宣部的禁令，禁止所有媒体提到西门子公司行贿的中方人员。《北京日报》评论部主任告诉博训记者，无论是中宣部还是新闻办，都没有禁止对西门子在中国行贿的丑闻进行报道，可唯独不许报道中方涉案人员。
西门子全球腐败案牵涉到了中国。美国司法部文件披露，西门子“行贿门”事件涉及在华3家子公司，分别是西门子中国输变电集团(下称“西门子PTD”)、西门子交通(下称“西门子TS”)和西门子医疗集团。涉及中国电力、交通、医疗市场的一些官员。 (博讯 boxun.com) 中国新闻报道相关新闻，然而，在美国和德国的压力下，西门子已经向各国提交了受贿人员的名单，这一名单也同时呈送给了中国政府。然而，就在中国政府得到这一名单后，却如临大敌。 禁令来自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实在非同一般，据《北京日报》主管评论部的媒体人透露，《北京日报》副总编说，那名单太敏感，涉及到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家属。如果报道，可能会引起北京地震，在这个敏感时期，北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这件事不可能长期掩盖。 但所有接收到中宣部禁令的媒体都大惑不解，因为西门子在中国大陆行贿事件早就曝光，而且，由于美国、德国亲自介入，受贿名单曝光已经无法掩饰，在这个时候中宣部下令，到底有什么意义。 ******************************************************************
德国媒体，尤其Spiegel明镜周刊和德国之声，此时倒是真的可以来帮帮中国人民了。我拭目以待于他们公布西门子行贿案中国受贿人员名单。
香港，台湾的媒体也应该公布这个名单，因为大陆的政治进步，也直接关系到香港，台湾人民的命运。 April 20 刘士辉《前有犬獒东东，后有太监成龙》 专制犬獒孙东东的“99%以上”上访者有精神病的疯狗言论言犹在耳，网络声讨的唾沫狂潮还在席卷、一批批愤怒的访民前往北大门口接力抗议的怒火还在延烧之际，贵为国际影星、头戴“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香港旅游形象大使”等头衔的成龙便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厥词大放：“有自由好？还是没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今天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注：该段文字是我根据视频整理，一字不差）。 April 19 浙江一副局长嫖宿幼女获刑 受害女生曾下跪求饶 来源: 杭州网-都市快报
都市快报4月19日报道 浙江临海警方去年捣毁一卖淫窝点时，两个官员牵涉其中，涉嫌嫖宿幼女罪。 4月10日，临海市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市人大代表王宗兴一案，没有判决。此前，临海市气象局原副局长池全胜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罚金一万元。
2个受害女生，分别来自市区的两所中学，都读初一，案发时均未满14周岁。 受害女生曾下跪求饶 池全胜，1968年出生，临海人，大专文化，党员，系临海市气象局原副局长，原临海市气象局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副组长。 去年10月26日，初三女生徐某等人通过社会人员张某，打电话联系池全胜，称有处女，问他要不要。池全胜表示愿意，并在电话中谈妥了价格。 当天上午，池全胜在临海市申海商务酒店开了一个房间。11时许，在徐某等人的威胁下，一个初一女生被带进房间。 进房后，这个初一女生跪在地上，说自己是某校的学生，不满14周岁，哀求池全胜放过她。池全胜就让她离开了。 这个初一女生下楼后，被徐某等人发现，立即将她拉到通道上，进行威胁，还答应事后给她买一部新手机。 随后，这个初一女生再次走进房间。事后，池全胜支付3500元钱。徐某等人给这个初一女生买了一部800元左右的手机，其余的钱被她们分掉。 还有个人大代表 53岁的王宗兴，临海人，台州某钢构公司的项目经理，原临海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检察机关指控，2008年8月，王宗兴经人介绍与徐某认识并嫖宿。此后，王宗兴多次要求徐某介绍同学供其嫖宿。2008年11月8日下午，经徐某等人介绍，王宗兴将一初一女生带到某宾馆嫖宿，后付给人民币300元。徐某等人落网后，王宗兴闻风逃跑，今年1月13日，王宗兴被警方抓获。 拉皮条的全是初三女生 去年11月26日，临海警方捣毁一卖淫窝点，抓获徐某等5个初三女生。 她们有组织，有分工，有的负责联系嫖客，有的负责收钱，有的负责寻找诱骗对象，引诱、胁迫低年级女生与社会成年男子发生性关系，从中获利。 去年8月，徐某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名为“一脸苍白”的男子，对方问她身边有没有处女，并出价2500元。徐某说，自己就是处女。随后，徐某和“一脸苍白”发生了性行为。但事后“一脸苍白”说徐某不是处女，只给了800元钱。 徐某将这800元用于买手机、衣服等，很快花光。她认为找到一个赚钱的门径，产生了诱骗低年级女生“卖处”的念头。 徐某把这个想法与平日要好的同学商量，她们把目标锁定在那些贪玩又喜欢花钱的低年级女生身上。一旦有人抗拒，则采取威胁、殴打等方式，逼其就范。她们一般采取网上叫卖，在歌厅、咖啡厅等场所主动搭讪等方式寻找嫖客，同时也通过认识的社会人员介绍嫖客。 徐某等涉嫌介绍卖淫罪的女生均未满16周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介绍卖淫罪系一般犯罪主体，必须年满16周岁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文来源：都市快报 ) ***************************************************************************************
標題出自2007年6月16日《南方都市報》社論--這是我見過的中國大陸1949年以來最牛的一篇社論。
震撼 广西法官全身伤痕 看守所内离奇暴亡 这个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令我震撼的了，我实在难以保持平静，不得不发给大家看看。
"死亡原因较符合青壮年猝死综合症"
世上如果真有此弊疾，那此时我真的很危险。我找不到世上还有什么语言和文字能够描述如此的黑暗！贵为法官的尚不免如此暴亡黑狱，可想一介草民又何以申冤？
我想起杨佳，想起那99%的精神病人。
中国民众是否永远祈望于这犬齿爪牙般为私党主子看家护院的司法体制，继续幻梦于那永不破灭的包公，海瑞，周总理，温爷爷？
***************************************** 这里找到也许的真相: 广西平乐法官暴死看守所 看守所所长下封口令 《南宁晚报》 http://www.66law.cn/archive/news/2009-03-27/30515_1.aspx 2008年5月30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黄于新死刑立即执行。这名因口角争执，一怒之下刺死同村人的68岁犯人在法庭上高喊，“我有重大情况要举报！”
根据黄于新在法庭上的口述，黎朝阳在看守所“一直不服管”，2007年4月1日下午，黎又开始大喊大叫，看守暗示同监舍某些犯人把他拖出去殴打。打完拖回监舍后，黎朝阳“还是不听话”。看守又暗示犯人们把被单撕成布条，捆住黎的胸腹部，绑在监舍的窗户上。次日早上8点，大家都起来吃早饭，才发现黎朝阳已经一动不动了。
黄于新法庭上还透露，黎朝阳死后，“干部多次找14监舍的人谈话，不得外泄看到的一切”。 http://www.hudong.com/wiki/%E9%BB%8E%E6%9C%9D%E9%98%B3%E6%A1%88 April 18 梁文道: 正常的社會與不正常的上訪者上访不是反政府，反权威，反对一切现有秩序；恰恰相反，上访是对政府（高层）有信心，对权威认同，对现有秩序下的缺失怀抱一种要好好拨乱反正的期望。假如 中国人根本不信任政府以及任何现存权威，他们就用不着丢下自己的工作，中断自己的正常生活，千辛万苦跑去日日缠着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了。 既然上访行动不单没有削弱政府的威望，反而是老百姓信任政府的表现，为什么许多官员还要闻上访而色变，千方百计地阻挠辖地人民越级上访呢？除去最一般的理解，说那些官员害怕自己干错了事被发现之外，学者应星曾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中精辟地总结出以下几点：一、“集体上访虽然与个别上访有性质相近的一面，但集体上访中出现的自发组织却有变质或‘被别有居心的人利用’的危险”。二、“如果有过多的越级上访发生，不仅高层不堪重负，而且首都和重要城市的治安秩序也会受到威胁。”三、“当上访变成缠访时，就会危及科层制的日常运作和社会治安形势”。四、“高层对秩序的某种焦虑又使他们可能对基层（政府）施 行相当程度的保护，同时要求基层切实控制集体上访”。 也就是说，中国的信访制度虽然起到了恢复正常秩序的作用，让人民有处申冤，让体制得以纠正错误，但它又总是涵蕴了一种内在紧张，因为个人上访很容易转化成集体上访，单次上访很容易变成屡次缠访，一不小心擦枪走火，更会形成严重的秩序破坏。在正常与非正常之间，尺度应该如何把握？在合乎秩序要求的上访与扰乱秩序的集体缠访之间，标准又该如何划定？从目前的规章来看，似乎没有任何明文条款 可以帮助官员去做这个决定。就算有，这类条款也一定会引起争议，并且受限于种种现实情况的差异而生出适用范围的问题。于是，精神病学便及时地派上用场了。 早在去年，就有报刊揭发一些地方政府以“精神失常”的名义将上访者“逮捕”收容，带进精神病院。后来更有一个地方的官网主动公布“成果”，宣称自己成功把1/3的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 这种做法使人想起精神病学与现代司法制度的关系。法国大思想家福柯曾经编辑整理了一本小书，叫做《我，皮耶里维尔，杀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这本书的主角皮耶干下了一桩灭门惨案，他声称这是为了“在母亲的暴政之下解放自己和可怜的父亲”。长年关注惩罚体制和疯狂问题的福柯认为这个个案可以说明现代精 神病学在司法体系现身的早期状况。对于讲究犯案动机和相信理性的现代司法体系而言，不合常理的犯罪是不可惩罚的。于是精神病学的权威就得以确立了，因为它能够告诉法官，眼前这个疑犯到底是不是疯子。如果他不是，他就可以被法律制裁；如果他真是个失却理性的人，那他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惩罚方式惩治，而要交给精神病学专业处理。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世界了，精神鉴定逐渐成为法庭程序的常见步骤，用以判断正常法律是否适用于嫌犯。毕竟，一个不正常的人犯的罪不叫犯罪，因为他没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需要的不是处分而是矫正。 由于上访制度的内在紧张，由于许多上访者在部分官员眼中总是徘徊在维护常态与干扰常态之间的模糊地带，所以把他们纳进“精神失常”的领域就不只是误打误 撞的偶然举措，更是合乎情理的人道施政了。那些长年上访，动辄写封万言长信给中央的“上访专业户”并没有犯法，他们只是越了线，破坏了秩序的常态。你不能用现存法律制止他们上访的权利，又不容他们持续骚扰现存的正常体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他们当成精神病患，排除在正常的法律世界之外。就和过去对付三无人员的收容遣送制度一样，也和现存的行政拘留类似，精神病患的收容治疗乃一块法律的飞地。比起尚算有法可依的前面两种特殊制度，精神疗养院更加是飞地中的飞地。 因为那是司法让权于精神病学的世界，那不是一个可以用正常法律去管辖的地方。被送进里头的人不只不能依法惩治，他们甚至不具备依法上访的权利；一个精神失常的上访者注定要活在法律覆盖范围之外。任由他们继续上访，但又不予理会，固然是仁慈“善政”的宽大表现；把他们交给精神疗养院， 才是一方面治理他们个人心理常态，另一方面恢复社会常轨的双重矫正之道。 问题在于地方公安人员没有专业知识去分析一个上访者的精神状况，他们更不能取代法庭去完成司法体系让权于精神病学专业的程序。如果他们擅自宣布某名上访者精神失常，那不单单会逾越了精神病学的专业领域，还冒犯了一 般而言只有法庭才配具备的权力。恰巧这个时候，北京大学“精神病学专家”孙东东的一番公开言论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他表示：“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精神有问题。”于是最后一块拼图总算补上了；这是专家的意见，或许可以在行政权力和专业知识之间直接搭桥，替收容上访者的做法加上必要的基础。 尽管孙教授因此遭到舆论攻击，尽管他还要为此特地道歉，说“大家误会了”。可是我们都明白他不算错得太离谱，因为就这个社会的常态而言，老上访专业户的确是“不正常”的。 情人节孔子写给于丹的一封情书于丹小妹： 你好！ 我是鲁国的孔丘，外号叫孔子，文雅点说我就是孔仲尼。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我想你也不会对我觉得陌生，甚至是对我还很熟悉呢。2500多年了，你是我发现的第一个有德有才而且貌美，还非常了解我的女人。情人节到了，目睹别人出双入对，卿卿我我，我这个离了婚的老男人也忍不住春心萌动，写一封情书向你表达我的敬仰之情。 你太有才了。我在2500多年前随便说的语句被弟子们整理成册，后来我听说是叫什么《论语》，想不到还能穿越时空，被你这个美女用大白话说给老百姓听，而且还讲的老百姓非常喜爱听，以至于亚洲，乃至全世界掀起研究我的高潮，我还真的没料到。老实说，有的话也是我随口说说，只是劝说我的弟子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当时也没想过它归于哪一家，属不属与哲学，这全是我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的弟子们引经据典，给深刻化了，以至于我的话不能适应时代变化、还停留在“独尊”时代，被束之高阁。我也为这事很心焦，想不到在2500多年后还是你这位美女，用通俗的演讲叩动大众的心弦，让大家和我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你真是太有才了！虽然也有个别人聒噪，那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不用理他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我们那个时代流行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是有才还有德。我听说你在参加一次慈善活动中，曾捐献了三本书。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捐出三本书的价值比现场那掏出钞票的高多了！三本书就是三个黄金屋，三个红颜玉女啊！这哪里能是现场捐出几千、上万，乃至几十万元的现金所能比拟的呢？！再说了，名人应该捐献多少？应该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捐献？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即使什么都不捐，你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教人道德高尚的功德谁又能抹杀？况且你还捐出这么多“黄金屋”、“颜如玉”呢？ 自古以来，才子爱美女。但是爱哪种美女，那是有讲究的。别人曾看到我和卫灵公夫人南子有过接触，就编造我们的绯闻，说我明知道南子“美而淫”，却未“远之”，最后竟然上了她的床！那全是对我的人身攻击。“女人美丽，前20年靠的是父母给你的资本，20年之后，美丽就只有靠自己的修养”所以“外表并不是最重要的”，“气质与内心的默契”才很关键。纵是美女容颜闭花羞月、沉鱼落雁，但美人迟暮终有时，我怎么可能被南子那种只重外表，忽视内在美的女人搞到一起呢？！于丹小妹才是我的最爱啊！我估计，我的粉丝也很认同我的看法，因为于丹小妹不就是靠内在美赢得了2007年度“中国最美50女人“前三甲么？ 说点以前从没说过的话，女人的德、才、美貌也很次要。女人无德我可以容忍，做视而不见装；女人无才，我可以影响她，让她用知识改变自己；女人貌丑，我可以出资送她到国外整容。惟独这知音确实千金难买、千载难逢啊。2500多年了，谁有于丹小妹你这么了解我？ 我与前妻生气时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惹得众女侧目，以至于2500多年了，也无女问津,一直过着单身汉的生活。还是于丹小妹给我圆了场，你把我这话解释为“女子送给或嫁给小人是很难活得快乐的，一定会被虐待”。终于让我有了台阶可下！ 我不得志时曾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话语给自己打气，给自己加油，那是我说这话时，就是因为害怕别人看不起我，想不到于丹小妹拔高了我的思想境，把我说成一个安于贫贱，不谄媚求人，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这是多么善解人意啊！ 当然，于丹小妹用现代人的思维来理解我的话语，比我自己理解自己的话语还要深！要不我的每场讲座也不过是3000弟子在聆听，于丹小妹讲解我的话语时，场场爆满，听说大的演讲会场能容纳上万人呢！至于在央视的百家讲坛那就更厉害了，据说一次就可覆盖上亿人！ 在写这封信之前，我曾担心于丹小妹嫌弃我的岁数大，形象邋遢，但是上网查了资料以后，我的心里踏实多了。因为于丹小妹多次在公开场合议论过我的外貌，说“高矮胖瘦都可以，甚至是男是女都没所谓”。所以我心里有了底气，才啰啰嗦嗦了这么多废话，公开向世人表明了我的心意！于丹小妹，你不会生气吧？ 如果你能接受我，明天你就会收到我寄送的玫瑰，我尽量坐飞机赶到北京，晚上我们再挑个有情调的地方浪漫晚餐吧？ 祝小妹一切顺利！ 此致
爱你的仲尼 2009年2月13日于山东 冯广宁 从A到Z——Courage（勇气）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onison/archives/290369.aspx
1948年，时年79岁的圣雄甘地为了国家内部的和平，进行他人生第十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绝食行动；1963年，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进行了那举世闻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它也成为了推翻“两个凡是”的标志性文章；胡耀邦在任期间，尽管党内意见不一，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是得到了平反，还了绝大多数市民等待良久的公道……所有的这些，如果没有人们的勇气，是不可能做到的。
带着勇气，1989年，中国的学生走向了天安门。你们聚集，呼喊，绝食，坚持，泪流，直到最后梦碎，有的还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告别了疼爱自己的亲人，只留下斑斑的血迹与回荡的呼声在那个你们曾经坚守的广场，那个曾经给予你们希望的北京，那个孕育你们成长的祖国大地……如果说当时的学生聚集在广场是凭着一腔热血，那坚持到最后的学生仰赖的是他们的勇气；如果说学生的一次次游行是凭着不灭的热情，那进行绝食的学生则仰赖他们的勇气。我并不是鼓吹绝食的才是真英雄，打持久战的才可敬。每一个表达过自己意见的人，每一个在那时给学生送水送粮的人，每一个支持过学生的人都令人钦佩。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勇气那高大的身躯。今天，她仍在支撑着你，我，大家。我知道当年你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希望国家变得更好才走上街头的；我也知道你们讨厌那些特权阶级，厌恶他们的口是心非，希望为百姓鸣冤诉苦。你们的目的是这样纯粹，又何曾想过攫取那个所谓的权力？可你们还来不及思考未来，社论的大山已向你们压来，动乱的箭簇已向你们射来，坦克和机枪的声音已在你们耳边响起——一切不该属于你们的，在那个夜晚，都降临了。
即使你们的身躯已经倒下，即使你们流落他乡，即使你们不再有曾经的激情，即使那次的诉求以失败告终，但你们留下的勇气从没有消逝，一直激励着与你们有着相同梦想的人。我深信，多少年后，人们都不会忘记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些令人伤感的场景——永远不敢遗忘。
你们一定都还记得那个只身面对铁骑的王维林。我不是想讨论这是中共“保持了最大的克制”，还是他盲目冲动。我想的说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勇气。美国《时代周刊》这样评价这位“不知名的反对者”（The Unknown Rebel）——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他的一个举动为这个世界重塑了勇气的象征。”
看到他面对铁骑的画面，我想到了董存瑞，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这些小学课本上的英雄人物——王维林绝对可以与他们并肩。王维林的确不够理性，可他视死如归的精神，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铁骑的行为，足以让我折服。如果来个角色互换，我想说我绝没有这样的勇气站在坦克面前，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秒钟。说不上是懦弱，但至少是胆怯。所以，那些落水救人者，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常令我动容，让我钦佩。我不是在塑造一个英雄，因为没有哪个英雄可以取代那个参加了89民运的群体，但王维林只身面对铁骑的画面，一定是89年六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悲壮的经典。纪录片《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如此评述那个画面：“历史事件的含义不会自动呈现，而总是由人来解释的。六月五日清晨的这一瞬间，将成为永恒的历史象征。后来他消失在人群中，下落不明，连姓名也难以确认。但对于全世界千百万的电视观众来说，这一时刻的含意非常清楚：这是人类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我或许会忘记王维林的名字，但我永远记得他的勇气。
2003年SARS期间，中国卫生部谎报SARS疫情，最终被揭发。这件事现已为国人所知，但谁是第一个向媒体揭发SARS真实情况的，却没有多少人知道。蒋彦永，是这位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的蒋彦永医生“在依次向上级主管、国内媒体、香港凤凰卫视反映未果的情况下，向海外媒体《华尔街日报》通报了真实疫情，从而引发舆论之重视，最终中国政府和其它亚洲国家及地区开始积极研究救治方法”。《时代周刊》是这样评价他的：“一位医生的一句真话拯救了一个国家。”是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敢说真话的人，SARS的真相还不知道会被掩盖多久，还有多少人会因疏于预防失去生命。柏杨曾说：“我摆脱传统文化的包袱，不为君王唱赞美歌，而只为苍生说人话。”在蒋彦永先生身上，我就看到了这种精神。这不仅是一种人道的精神，还是一种与当权者迥异，为苍生说话的精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为苍生说话？
蒋彦永先生为人所知，还因为他坚持重新评价六四，也为此上书当局，坚持说出自己在89年6月4日亲眼目睹的惨况。其时，他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抢救过当时被子弹打中的学生。在上送了《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后，蒋彦永先生遭受了长达294天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我们或许已经习惯听到这样的消息，见怪不怪了。在这个国家，因言获罪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说真话就意味着危险的到来，只有服从权力的选择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余杰曾拜访蒋彦永，他在《天安门之子》这本书里写到：“道德、良知、真话、信任，成了被尽情嘲讽的名词；而权谋、欺骗、残忍、狡诈，却成了竞争与生存不可缺少的法宝。蒋医生逆流而上，不以个人名利为旨归，不以个人安危为要务，在常人最不敢触及的‘六四’话题上发出了自己‘惊天地、泣鬼神’的强音。”我一直相信，一个人活着，总要有一些信念，一点坚持。蒋彦永先生的信念或许就是秉承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他的坚持，或许就是“要讲真话、心里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我相信，蒋彦永先生可以坚守自己的信念——坚持说真话，在这个谎言遍地的国度，给我们以希望。
六四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有些因为特殊的原因，永远都不会被人们发现，有些则在时间的巨轮下消逝，不再被人们讲述。留下来的，是那样稀少，又那样可歌可泣，让人神伤，令人难忘。我确信，这些留下的故事，会像《血染的风采》，一次次被人唱起，一次次催人泪下。 民主女神像倒下了，民主的精神却已悄然传遍神州；假以时日，这颗种子定会发芽生长，告慰身在天堂的园丁。2008，是国殇之年。可有多少人有勇气说，1989，是属于国殇的年份。
是的，在中国，言说六四需要勇气，甚至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很可能是失去自由。格里高利·派克说：“当你敢于挺身维护自己的信念，即可产生无比力量。”我维护着，我有力量。在六四民运中，我发现了勇气，这勇气不属于任何一个领袖，属于整个群体；我相信，这勇气将会永生。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将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做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耳边又一次响起了梅艳芳的歌声……
冯广宁 2009-04-18 杨澜与张大湿间的差距http://you.video.sina.com.cn/b/15948159-1526840785.html 大湿当年还不大湿时，曾因晾晒裹脚布，而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中国人不高兴。 如今大湿真正改过自新了，中国人民向来宽宏大度，不计前嫌，更深为大湿如今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自豪！ 大湿深情地对杨澜说:"三千人一样高矮胖瘦，整整练一年，他们谁做得到？西方人不是不想搞这个，其实他们比咱们更想搞，只是他们做不到。这就叫震撼。" 真的很震撼。杨澜都好像被这话震撼到了，她毕竟还不是大湿，还需继续努力。不过我咋觉得杨澜好像有点儿吞吞吐吐地装傻呢？您仔细看看。
转: 中国的张艺谋 艺谋兄最近又火了，在2008奥运会开幕式上疯狂的烧钱把自己也烧得又红又紫。这也不能全怪他，咱中国就是有钱，这点小钱咱花得起。不单外国人说好，而且纳税人也跟着起哄了，也许是言论自由还不够彻底，公共刊物上我还没看到反思的，都是形势一片大好的看法。对于我这个小民来说，奥运开幕式除了场面大，我硬是没看出个所以然来，这也许就是艺谋兄对中国文化的独到理解吧！说实话，中国这几千年来又真正有什么文化呢？除了些官方的东西之外，也所剩无几了，因为官方拿着纳税人的钱来做事是要显得出排场的！于是领悟了中国传统文化真谛的艺谋兄开始行动了，从《红高粱》种几十亩高粱，到《英雄》再到《黄金甲》哪一部没有体现出中国文化啊！光那些菊花就能撑死好多贫困儿童了。不过说实话，他拍的有几部看起来还是那么回事的。《秋菊打官司》、《千里走单骑》都还可以！比那些个《无极》、《夜宴》强多了。不过和真正的好片子比起来，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不过他最近这些年的电影就不太地道了！你花那么多钱，事又干成这样，这怎么说也说不通吧！你说你花大把的钱给大家带来了思考或者精神的愉悦，我无话可说，可是你给我们带来的却是卑微的虚荣和看完了还莫名其妙的感觉！我不得不说你是有限公司了。也许他就这水平吧！附和着国人好大喜功的心理，咱上下五千年，谁比得上，随便抽几个朝代就比你建国时间长。于是等到领导一说好，大家叫好声一片，等到外国人一说好，中国人于是激动得就一句话了，“呵呵！厉害吧！你们弄得出吗?”这是哪门子的思维啊！ April 17 湖南永兴一煤矿炸药爆炸致18死3伤湖南永兴煤矿炸药库爆炸已致18死3伤
新华网湖南永兴４月１７日电（记者禹志明、谭剑）１７日１５时３０分许，湖南永兴县樟树乡大岭煤矿工区存放雷管炸药的房子发生爆炸。截至当日２１时，遇难者已增至１３人，有三名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抢救。 据在组织抢险的永兴县县长谢光辉介绍，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都赶到现场进行抢险。截至２１时，武警、消防官兵还在爆炸现场进行挖掘。 发生事故的煤矿地处偏远山区，夜色笼罩中，当地官方已经设置了三道关卡，保持救援时道路畅通。记者在现场看到，抢险人员已经在事故现场拉电线并组织照明。事故现场旁的一幢两层民房被认为是危房，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许多警察、救护人员都在现场驻守。 经记者了解，煤矿的一名股东已经被控制，警方正在追查其他股东。发生爆炸的雷管炸药有可能是非法私自买卖、储存。 目前，炸药类型、来源以及爆炸的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April 16 中国人民何时能真正自己选择政治发展的道路？评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完善基本制度 推进政治文明
４月１７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完善基本制度 推进政治文明
——六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关键在坚持，途径在完善。我们既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坚持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以上这段可谓人民日报这篇评论的核心，就像中国所有冠以"人民"头衔的机构和人物，除了是由人民供养和凌驾于人民头上之外，都与人民毫无关系。所谓"人民"全数是打着人民的旗号行一党专制的实质。
人民共和国，人民军队，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电台，人民公仆，数不胜数的"人民"。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公权，公器，公职，有哪一个真正是人民的？哪一个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哪一个真正是人民领导的？哪一个在真正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这一切的"人民"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与核心，也是这位"人民"日报的"人民"评论员真正要告诉人民的。
当国家的一切公权，公器，和几乎所有的重要公职，全数掌握在一个政党手里，并绝对服从这个政党的领导，那么谁能保证，谁敢监督，这个政党不会滥用手中的公权和公器来谋其私利呢？即便是所谓人民政协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那还协什么呢？直接加入共产党好了，岂不更有效率。
而如此荒诞的逻辑，赤裸的独裁，却偏要插上"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的标签。试问，中国人民何时选择了只有你们共产党才能领导这一切的"人民"了？大跃进后你们问过人民吗？文革后你们问过人民吗？64后你们问过人民吗？非典，地震和毒奶后你们问过人民吗？难道你们就是用"人民"日报，"人民"机枪，"人民"坦克，"人民"监狱和"人民"精神病院，来问人民的吗？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起源是照搬西方的马列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政体是照搬前苏俄的共党专政。中国共产党人曾高呼着民主自由的口号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但为何一旦自己登基后，民主自由就变成了"绝不照搬"的西方洪水猛兽了呢？
我们可以照搬西方的科学技术，我们可以照搬和利用全球化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照搬西方的娱乐和服饰，因为这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同样，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财富与价值。如同人类战胜奴隶制的恶魔和殖民主义的血腥一样，人类也终将抛弃封建主义的独裁和一党专制的愚昧。
由此，民主自由人权也必将成为中国人民真正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 。冯广宁 从A到Z——Blog（博客）1978年，北京西单体育场的围墙上开始出现大字报，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观看。这个唯一属于民间，不受官方控制的“媒体”自此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史称西单民主墙。好景不常，1979年，西单民主墙被封，北京市民也失去了一个可以公开发表自己政见的地方。随着魏京生的被逮捕和入狱，中国的政治风向也急转直下（准确地讲，应该是像邓力群说的：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之后更出现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楚精神污染”和“86学潮”等政治风波。胡耀邦因此下台，这是后话。如果说胡耀邦的逝世是点燃“六四”的导火线，那西单民主墙被封则可以说是为“六四”的爆发埋下了星星火种。不是因为有人从西单民主墙被封后就开始策划“六四民运”，而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气氛和状况决定了“六四民运”的必然到来。
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物价飞涨、官倒横行、贪污腐败、民生凋敝、治安混乱……所有的这些，使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大大增加，官民矛盾日益突出。工人怠工、罢工也时有发生。民怨得不到化解，矛盾无法舒缓，日积月累，社会的“压力锅”终会以前所未有的剧烈方式炸开。封民主墙、反自由化、清楚精神污染，这些事件非但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反而加剧了当时官民情绪的对立和党内的分歧。在中共执政的40年里，虽然政府的错误接二连三，导致劫难重重，但市民都忍了，继续支持着政府。我相信，中国的市民愿意和中共“有难同当”，共同建设这个尚且落后的国家，但他们最不能容忍官员的贪腐和投机倒把——富了自己，苦了大众。任何容忍都有限度，80年代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使得民怨四起，此时，在市民心目中威望极高的胡耀邦突然逝世。不难想象，市民一定会抓住这个“契机”，仿效“四五运动”，借机宣泄对政府的不满，一抒心中之愤懑。
假设历史总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总在想，如果政府当时采取得当的举措，虚心听取民意，满足学生的诉求，那场共和国史上的悲剧就有可能避免了。可惜，由于党内的斗争，我们的政府永远地错过了这一化解民怨的机会。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要求后主刘禅“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唐魏征有《谏太宗十思疏》，希望太宗紧记“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古代先贤早已知道，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社会安稳，就必须广开言论，允许百姓说话；必须疏通河道，才能细水长流。几百年后的执政者，竟却不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道理，这真是国家之不幸。“六四”的爆发，正正应了那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想说：学而优则仕的官僚，除了“颜如玉”和“黄金屋”，你们在书中究竟学到了什么？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这段著名的话出自狄更斯的《双城记》。150年前的话，今天看来，描绘的不正是当下的中国？
中国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期，是最美好的时代；媒体仍被控制，市民发声依旧困难，情况短期内不会有实质的改变，仍是最糟糕的时代。市民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一群良心之士通过他们的文章，开启新的思想启蒙，是智慧萌发的年头；“五毛”盛行，国人仍受愚民政策的荼毒，一些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愚昧依旧流行的年代。民主、自由和人权理念的传播，让国家日趋和谐，是信仰建立的时期；官方宣传教育的效用正在降低，且民间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是个怀疑的时期……
市民的觉醒，很大程度得益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而博客和论坛在网络中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部分主流媒体。尽管网络封锁问题严重，但互联网是不以一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市民不是傻瓜，是拥有权利的公民，他们有权知道中国发生着什么，世界发生着什么；他们有能力从网上丰富的资讯中，辨别事物的好坏真假，就像去年西藏骚乱后，网民成功地揭穿了西方媒体一个又一个谎言，赢回了中国政府应有的声誉；“周老虎”、“瓮安暴动”、“云南躲猫猫”等社会事件同样是由于网络的存在，问题才得以曝光，真相才得以揭示，矛盾才得以化解。对事实的尊重，对真相的捍卫，对公民权利的维护，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也是一个政府理应履行的最基本的职责，可我们的政府做到了吗？
最近几年，博客和论坛成为揭发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和侵权害民的“重灾区”。这一方面说明网络之于市民越来越重要，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作用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则通过这一反常现象，凸显了中国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上是何等不济、舆论监督的缺失问题何等严重。出现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优秀的传媒人和出色的报纸杂志，而是体制的严重滞后与强权的高悬。一些敢言的媒体，如当年的《冰点》周刊、《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如今的《炎黄春秋》等，一些敢言的传媒人，如卢跃刚，李大同，江艺平，杜导正等，常常受到“整顿”和打压，有些甚至被标签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媒体，思想不正确的人。梁文道说过，一般而言，被“整顿”得越多，就越是好传媒。我想，这句话是针对中国大陆来说的。我则认为，不批评政府的传媒不会是好的传媒，不骂官的报纸不会是好的报纸，前提是有完善的新闻制度和独立的新闻机构。因为没有这个前提，有力的监督是不可能的。在新闻审查严重，媒体不独立的今天，我想问问我们的政府，如果新闻不自由，媒体没有独立性，报纸不能自主自办，媒体怎么监察、市民怎么监督政府，市民真实的声音又怎能上传于庙堂？如果你忘记曾经说过什么，那我告诉你，你曾说：“文明国在宪法中不仅保证人民思想、信仰、言论、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弃检查制度或禁止采用检查制度。（《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当年许下的豪言，你现在做到了吗？还是你认为，中国现在不是文明的国家？
在中国，网络是唯一一个相对开放、可以让人说点话的地方。虽然审查的强度很大，但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可谓天堂。这并不是说当局有意开放网络的言论空间，相反，最近整顿“低俗”网站专项行动的展开，恰恰说明当局有意在这个敏感的年份收紧网络的言论空间，一些时政类网站也因此遭殃。网络在中国之所以是天堂，是因为当局无法阻止网络的日新月异、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你使用“长城”，网民则可以通过翻墙的软件，突破防线，一览域外世界的斑斓。
今日的博客和论坛有如当年的西单民主墙。个人认为，博客和论坛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减压器”。人们可以在博客里和论坛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发起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如《零八宪章》和《关于禁绝中国监狱牢头狱霸现象之公民建议书》的联署，甚至可以给我们的政府提供施政的建议，如汪洋取计于网民。当年政府封了人们说话的地方，今天依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不明是非，如此麻木和冷漠，使你不吸取“六四”血的教训？是“稳定压倒一切”吗？
政府的惯性思维是媒体报道的负面新闻越少越好，最好是报喜不报忧，这样对社会稳定很有好处。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媒体不报道负面新闻，政府就不可能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社会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如果某地有10人到一工厂静坐，要求厂方发放拖欠的工资。厂方非但没有给拖欠的工钱，还把维权的工人赶走。媒体在得知这件事后，怯于上级政府部门要维护大局稳定的压力，故意不采访不报道这件事，让事情没入时间的巨浪里。试想一下，媒体不报道这起维权事件，它就不存在了吗？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工人定会对这个政府心有不满。像这样的事情如果越积越多，矛盾越积越深，社会不稳定因素自然会渐进积累，假以时日，遇到某些或许是不起眼的小事，如海南学生打架，瓮安一死者死因存疑，引发一起大型群体性事件一点也不奇怪。这样的常识，相信各官僚一定懂得。和谐社会不是依靠媒体每天的歌功颂德建成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只会危害社会的稳定，不能保证社会的安稳。只有媒体切实报道问题，政府积极解决问题，这个社会才有和谐稳定的曙光；让媒体拥有监督的权利，市民拥有发声的权利，这个政府才有进步的可能。
当年北大学生提出的七条意见中，有一条就是“要求新闻立法，开放报禁”。可惜，时至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新闻法”。至于报禁问题，市民是哑巴吃黄连，因为市面的确有很多的报刊杂志。可现实的情况是，市民只能在网络仅有的狭小空间里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博客和论坛里坚守着自己的真实想法。1989年，政府错过了遵循民意——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反官倒求民主——的机会，国家和市民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年后的今天，无可否认，我们的国家取得了不大不小的进步，但是，社会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一起讨论和思考，才能找到解决之道。而这一切，都要建基在一个民主的制度、政府宽容、尊重不同意见和市民、媒体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之上。
1989年的“六四”，民意没能唤醒统治者和他手上那些无情的兵器；20年后，难道政府还要坚持当时的错误说法，弃真相于不顾？我不相信真相会带来动乱，错误会带来稳定；我也不相信展开调查会失去权威，继续欺骗会赢得民心。中国成立60年了，我们犯过无数的错误，可我们不能一错再错，重蹈过往的覆辙了。温家宝说，市民有要求我的权利。那今天我就请求他，让新闻自由吧，让市民自由吧，让政府民主吧，让六四平反吧！
冯广宁 2009-3-11 April 15 但愿这不是我又在痴人说梦如果这篇报道是真实的，则充分说明体制内还是有进步力量的。体制内外的互动，本可以是现世中国民主化最理想的道路。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04/200904151127.shtml 人民日报副总编：不看人民日报没关系，但一定要看博讯！ 博讯记者注意到，前不久博讯新闻网首先暴露中共公安部密件，揭露地方公安为了维护贪污腐败的地方当局，通过发帖者IP对网民进行追踪、威胁和抓捕。河南省在全国排名第一。在王帅事件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竟然高调刊登批评文章，矛头直指河南地方当局。 ( 这位再三嘱咐不要写出他名字的副总编说，博讯前段时间的那篇报道他们都看到了，他说，虽然报道中的数字无法确认，但那份报告确实是有的。可是那是一份公安部内部的情况通报，也就是并不发送到各大单位，连人民日报最高层也没有收到文件。 他说，幸亏通过博讯的报道，内容得以广泛流传。这位副总编说，中央某些首长和新华社部分领导竟然是通过博讯了解到这一情况的。但他们当时不以为意，只是在王帅事件后，有关领导询问公安部，才发现确实有这样一份密级定为绝密的文件。 这位副总编笑称，我们是可以不看自己编的《人民日报》的，但不能不看博讯新闻网啊。不看《人民日报》不会犯错误，不看博讯新闻，很可能犯错误了还不知道。（意思是指被人暴露了错误而自己不知道） 副主编透露，王帅事件出来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高层立即联想到博讯新闻网的这篇报道报道，而正好在那篇报道中，名列第一的省份正好就是河南省。人民日报高层并没有继续向上请示，决定发文开炮。两篇文章出来后，就得到了来自更高层的支持。 博讯记者打断这位副总编的话，说，你们报纸如果每一次都这样关心普通民众，及时报道这些黑暗事件，我想，看《人民日报》的人会渐渐和阅读博讯的读者一样多起来。 这位正当年的有海外经验的副总编说，多亏网络，多亏海外网站，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海外转内销的新闻和信息。这次博讯新闻网披露的公安部密件，加上王帅事件，很可能会引起高层重视，从而尽快促成制定类似的法规，保护网民和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
附王帅事件相关报道: http://news.sina.com.cn/c/2009-04-16/052817619031.shtml 男子举报征地案遭追捕续:当地多征逾27平方公里 本报记者 王俊秀 实习生 王帝 本报刊登独家报道《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对举报者王帅的命运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同情，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那么，王帅在网上曝光的灵宝违法征地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4月7日下午，河南省灵宝市大王镇南阳村。村民王社平——王帅的父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伸出4根手指头，“4万啊！去年我家果园足足赚了4万！现在征地后1年收入不到5000元，家里每人每天只有3块钱过日子了。” 我国法律规定，征用基本农田的，要按照其前3年平均收入的30倍付给农民征地补偿，同时还要加上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仅征地补偿一项，拿王帅家举例，其前3年平均收入为2万多元人民币，应收到60万元以上的征地补偿。但王帅的父亲告诉记者，目前他只拿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共4万多元，和所谓的每年每亩1200元的“租金”。 “我辛辛苦苦养了20多年的果树就这样没了，只给补偿4万多元。为了培育这些果树，我花了大半辈子的心血，开始那几年根本不结果，都是倒赔钱的，现在到了果树的成熟期，正是大量产果的时候，结果却要刨掉了，心疼啊！”王帅的父亲说。 批了0．33平方公里，占了28平方公里 4月7日中午12时许，由王帅父亲带路，中国青年报记者从灵宝市来到了王帅的家乡大王镇南阳村。在村外，记者看到本应长着麦苗的农田变成了荒地，上面堆放着一堆一堆的砖头。不远处有人正在放羊，羊群争先恐后地啃着地里稀稀拉拉只剩下根的麦苗。田边石碑上字迹依稀可见：“灵宝市41128201号标准样地”。 接着，王帅的父亲带记者来到了原来他们家的果园，“20年的辛苦养成的果树，全毁了。”他感慨道。接着，他指着不远处的大片果园对记者说，“刚才你看到的是五帝工业集聚区的一期工程，等到第二期工程要开工的时候，这边的果树就全没了。” 在采访途中，记者看到沿路两旁麦田里栽满了一棵棵松柏，与麦苗挤在一起，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下。王帅的父亲告诉记者，有关部门为了搞旅游开发，就把树栽到了农田里。“该种树的地方树被刨了，不该种树的地方却瞎种。”他指着树木周围蔫巴巴的麦苗，叹了一口气说道。 灵宝市委宣传部主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王建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征地“省里统一规划，手续完全合法，只是部分村民对补偿有意见”。他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三政［2008］26号），题为《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灵宝市2007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的文件，其中写道，同意灵宝市政府征收共计33.4314公顷（其中耕地12.47公顷），作为2007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 在南阳村村内公布的五帝工业集聚区规划图及其建设指挥部的公告上，记者看到，五帝工业集聚区共占地28平方公里，近期开发建设9．5平方公里。记者初步算了一下，《批复》中同意征收的土地33.4314公顷，相当于0．33平方公里，与工业集聚区规划的28平方公里相去甚远。 对此，王建民说，征地手续得一批批地办，由于要赶工期，有些规划内但手续还没办全的，就以租的方式先占下来。 据了解，国务院曾专门发文，明确禁止通过“以租代征”等方式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农用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凡未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批准通过“以租代征”等方式占地建设的，属非法批地行为；单位和个人擅自通过“以租代征”等方式占地建设的，属非法占地行为，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征地补偿应付60万元，只给了4万多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 2004年11月3日，国土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对关于征地补偿标准进行了统一调整，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按30倍计算，经依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征地补偿按当地人民政府公布的最高补偿标准执行。 而大王镇村民目前得到的补偿只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没有涉及。灵宝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建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目前政府正在研究一个成熟的办法，“不是不给，只是要想一个较好的补偿方式。” 他说，以前“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补偿费给了村干部被挥霍了，或者发到农民手里花完了又来找政府。“所以这次就想找个妥善的办法，考虑给农民买社保，让年老者有所养，给年轻人开辟一些就业岗位，比如集聚区优先用本地农民等。总之是想让失地农民有所保障，但我们的良苦用心一些农民不理解。” 按照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30倍计算，以王帅家为例，其前3年平均收入为2万多元人民币，征地补偿再加上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至少应有60万元，远超过王帅家现在得到的4万多元。 听到这个数字，记者面前的3位农民愣了一下，“这么多？！”几人异口同声地说。 王帅的父亲对记者说，大部分村民都不懂法，地方政府宣传时也误导，说土地是国家的，征用只需要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根本不知道还有土地补偿。要不是王帅回老家告诉他，他也是这样认为。 灵宝官方表示，“大王镇一带的苹果树，因海拔低，品质一般，一亩果园年收入约2000元至3000元左右，减去投资赢利约1000元左右。” 但村民反映，征地后村民生活水平严重降低。苹果是当地的特色产业，比如王帅家，都是20年左右的果树，一亩年收入在7000元~8000元左右，租地后1亩才1200元。还有的村民种的是蔬菜，收入一个大棚就能达到1．5万元~2万元。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灵宝市以盛产苹果而闻名国内外，素有“苹果之乡”的美称。从灵宝科技信息网上可以查到，根据灵宝官方调查统计，精品苹果示范基地平均亩产2012公斤，每亩收入达5600元，亩收入超过万元的有96户，占15％；亩收入在6000元~1万元的有246户，占38.5％。 “‘租金’每亩一年才给1200元，根本不够过活，而且连个书面协议都没有，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给钱。现在咱南阳村失地的农民约有三四百人，再这样‘开发’下去，整个村子的人都没地种了。”村民席绍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征地后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都快老了，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你说以后我们这些农民该怎么活？”席绍兴叹气道。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村里连次像样的会都没有开过，更别说全体村民同意了。而且占地的事情没有任何通知，我们是看到村里张贴了五帝工业区的规划图才知道地被占了的。”村民席正合说。 而南阳村党支部书记薛当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给村民开过会，也通过了，征地有手续，合法。 记者问：村民见过这些手续吗？薛当石回答：村民见不到。 当记者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时，薛当石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灵宝市委宣传部王建民副部长说，灵宝市政府千方百计地开发项目，发展工业生产，而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占用耕地，但这是政府统一规划，村民应该服从大局，到时也可以吸收一部分村民就业。 村民们说，镇政府是说过可以让村民进厂工作，但只是说说，没有正式通知。“年轻人还有可能，不管是进厂工作还是出去打工，都还有机会，但像我们这些中老年人，这把年纪了再去改行干别的，学不来；出去打工，人家嫌太老不要。没了土地，就靠这点补偿款，真是吃都吃不饱呀！”王帅的父亲说。 临走时，几位村民告诉记者：“其实政府要征地的话，我们愿意给，但总得给我们留一条活路。” 冯广宁: 从A到Z看六四——国殇，1989从A到Z看六四 ——国殇，1989
按：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六四事件”就是从那天开始的。如果以胡耀邦的逝世作为六四学运的开端，掐指一算，今天正好20周年。从今天起（2009-04-15），笔者将用26篇文字（从A到Z），以不同的角度，谈谈我对六四事件的一些想法。笔者无意也无力探寻真相——公道自在人心——只希望联系“六四”，说说自己对当下一些社会事件的看法和感受，以此纪念“六四”20周年，哀悼那些无辜的死难者，向那些坚强的受害者家属致敬。笔者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完全正确，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言说的自由，每个人的意见都得到尊重，我深信我们会取得相互的谅解，发现越辩越明的真理。笔者常说，你的声音，将是改写历史的动力；中国的前进，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付出。参与进来，明辨是非，拒绝遗忘，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爱国之心永世长存，心系国家，毋忘六四。
从A到Z——Answer（回答）
今年是2009年，距“六四事件”发生已经20年了。在这20年中，“六四事件”从当初官方口中的“反革命暴乱”，逐渐演变为今日的“政治风波”。措辞的不同，是否可以说明官方的态度正在转变，有意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这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很清楚，20年来，官方极少回应有关“六四”的问题。即使是江泽民，温家宝外访，当媒体问及有关“六四”问题时，他们依旧保持中国领导人一贯的作风——顾左右而言他，拒绝正面回答或直接回避这些提问。可是，这个历史的包袱终有一天要放下，公正的评价一定会到来。只是不知道我们还要等多久，还要多久我们才能公开言说“六四事件”。
时间一晃就是20年。每年的6月4日，全球各地的华人都会自发纪念“六四事件”。香港就是其中一个每年都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地方，19年来从未间断。在国内，虽然当局禁止人们谈论一切有关六四的话题，但却从来不能阻止人们的纪念活动。不搞集体纪念活动，当局是禁止不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纪念六四的方式，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纪念方法，就像每个人的作息时间不尽相同，无分好坏，有这颗心去纪念，就够了。
今天写下这些文字，为了纪念他们，也为了提醒自己——20年前，有这样一些人，为国家的进步，付出过鲜血和生命，不要忘记他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用真心晴朗的天空；书写自己对“六四”的感受，是要铭记昨日那些为国家开放，用自己的青春为我们铺路的志士。1989，我还在母亲的襁褓中，他们走向了共和国的广场；2009，我愿为他们祈祷，说话，可他们永远告别了广场，有的再也不能站立，呼喊和微笑。每当我听到那无情的枪声，看到那冰冷的坦克，目视那倒下的身躯，我总感到生命是这样无力，人类的良知无法说服无情的国家机器，强权是人类的噩梦，武器是人类的灾难。
当我在大学校园听到老师说学生闹事就要镇压时，我感到庆幸和不幸，这样的人当了老师，而不是执政者；他危害的是身边的大学生，不是无辜的百姓。如果他带着这样暴戾的思维执政，难保不是另一个法西斯。如果中国多一些这样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可言？王丹曾说：“如果中共觉得镇压是对的、是光荣的，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们连提都不敢提？是中共太谦虚吗？不见得。如果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这二十年来要不断地提？做对的缩在一边不敢提，做错的却天天在提。这是什么逻辑？”我本可以用这番话去驳斥他，可我不屑于这样做。我不是传教者，也无法说服不肯听意见的他人。但我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明白的；我只想不从众，保持独立人格，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就是陈寅恪说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我知道这很困难，尤其在中国，但我会坚守。我不要求你同意我的观点，就像我往后写下的所有关于六四的感言和看法，那全是我自己反思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从不敢奢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但我非常乐意和你交流），只求问心无愧。
程翔在接受香港独立媒体采访时曾说：“如果说奥运是中国人百年美梦，民主一样是百年美梦。清末梁启超提出民主近百年，共产党亦以民主打天下，历届政府都承诺会落实民主，人民不能Hope for change，而是Press for change，不能等民主从天降下来。”事实上，当年的学生只是复述中国共产党上台前说过的话，向人民承诺过的民主和自由。要知道，国民党主政时，民主和自由是经常挂在共产党嘴上的。为什么中共上台后，民主和自由突然变成了错误的思想？当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说中共说过的话，为什么政府可以将他们说成是动乱分子？20年过去了，结合今日中国的现状，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足够多的事实去证明学生当时的诉求是合理的、正确的和务实的，且具有预见性。与其说是学生的诉求具有预见性，不如说政府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兑现自己当年的承诺，使得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悬、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迫使学生上街游行。这一切，难道我们的政府没有责任吗？
有人一定会说，即使学生是对的，但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而且现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保障，为什么还要说“六四”？你那是给政府添乱，是不爱国的行为。
如果你这样问我，我真不懂得怎样回答你。如今，我害怕、恐惧，甚至厌恶“爱国”这两个字，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国，爱国的定义、标准又是什么，是谁定制的？你知道吗？你懂得什么是爱国吗？
当喝茶还是喝咖啡最后成了爱不爱国的讨论，当买房与否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爱国的准则，当抵不抵制法国货日本货最后成为爱不爱国的标准，当你为达赖说了一句中肯的话，立即会变成汉奸走狗卖国贼，当你为了坚持说真话，对政府略有微词，马上就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时……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不爱国了。
如果你坚持要我说什么样的行为是爱国的，我想我会引用程翔的说法：“你真的爱国，是会热爱土地人民，和热爱她的文化，你对一切造成土地损失、人民灾难、文化灭绝的措施政策会心恶痛绝，并拿出来批判，即使这种批判会对你造成个人损失。但面对错的事情，你会不顾安危地去批判，这才算真正爱国。爱国不是为了做人大、做政协。”
“爱国”是一个政治口号，每个人都可以拿着“爱国”的幌子行走江湖。它需要你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这样微弱，获得的回报却足以让人心动，至少你不会有所损失。爱国无罪，爱国就是你的护身符，谁敢批评一个爱国的人，那你一定是不爱国的人。当你被人看不顺眼时，人们可以将任何话题上升到“爱国”的层面，接着用“爱国”这两个字对你进行道德绑架和审判。他们占领了道德高低，自然可以对你指手画脚，说你是混蛋，走狗，不爱国，而你根本没有辩驳的余地。当爱国的定义被无限放大又被无限缩小，被人们任意蹂躏和颠覆，我还敢说什么爱国吗？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72年，但我们不曾遗忘。每年，国家，地方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纪念活动，教育学生毋忘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我们不时听到慰安妇寻求日方赔偿的消息，不时听到当年受到日军伤害的老一辈出来状告那些篡改历史的日本人，不时看到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席卷中国。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好了，但对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们一点也没有忘记。“六四事件”的遇难者是我们的学生和市民，他们心系国家，不忍见到国家的凋零，毅然走向了前台，奔走，呼喊，试图唤醒执政者；他们未曾想过分裂自己的国家，攫取所谓的权力；他们想着改革，想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忍见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是，他们倒下了，无情冷峻的兵器夺走了他们尚且年轻的生命，留下血迹斑驳和母亲悲怆的哭声。为什么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却忘记了“六四事件”？要知道，死去的都是我们的同胞。难道他们的生命不值得尊重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纪念“六四”，不是让自己变得高尚，是让自己远离卑鄙。纪念或言及“六四”，注定艰难，也一定会对政府有所批判，但我希望时刻保持批判的态度，在批判中获得清醒；时刻保持对宣传的警惕，在警惕中获得自知。梁文道说：“批评不是出于仇视，更不是要打倒它，而是希望彼此都能过得更好，为了统治者和人民双方的利益。事实上，政府不可能做错了所有事；甚至，它还很努力地做了很多好事。不给它掌声，只是因为这不是读书人的本份。”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是的，正是这些不相信，才有了“星星画展”、“85新潮”、“朦胧诗派”、“第五代”、“六四事件”……正是这些名词点缀着那个激情燃烧的80年代，直至1989年梦想的幻灭。可我，仍不相信！ 谁能保证新世纪会没有新的诗派、画派、新的艺术思潮、新的事件？我不相信六四结论已成定局，不可改变。我要一直呼喊下去，“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在审判前，请你回答我，我们究竟还要等多久，我们还要沉默多久？
冯广宁 2009-3-10 以人权的名义，公开汶川大地震震亡者大名单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09-04/15/content_5066646.htm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日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承诺保障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包括人身权利、被羁押者的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同时保障媒体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其中还涉及保障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权，为尊重遇难者，承诺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者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 在四川强震发生后的300多天里，重建过程中传出过负面的行政事例，给全国民众造成了困扰和担忧。普遍的疑虑之下，政府以何种态度对待震区民众的人权，始终成为不曾转移的关切点。生者何所依，死者何所道，国家首次就此公开许诺，终于将尊重人权补充为震区重建的核心原则。虽然只有时间表，尚缺路线图，但在人权的旗帜下，提高了迈向正确方向的可能性。 可也要看到，就在即将迎来大地震周年祭祀之际，仍然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尽数将罹难同胞和失踪者收录在内。震恸尚且不绝，无名伤逝尤其悲哀。姓甚名谁绝非无关紧要，它们的一撇一捺组成人权的基本笔画。因为每一个名字都是生命的象征，像流星指示星空那样，都代表着曾经热烈生长又迅即断裂的生活。任由亡者的姓名埋没，犹如罔顾生民的处境，人权也就无所托付。 将地震受害者与人权画上等号，不是为了将姓名神圣化，而是要强调人权质朴且直击人心的一面。归结到汶川地震，遇难者作为人存在过，也当以人的礼遇接受虔诚的祭奠，循着姓名的线索，才能寄上真实的祈祷。最坏的情形是，若不得不向无名纪念碑低头致哀，或让国民去祭拜大而化之的罹难者数字，那将是谁也不能承受的耻辱，必定会在历史上写下难以消除的羞愧二字。 以国家人权计划为衡量标准，任何将遇难者和失踪者名单作为秘密的举动都是不可理喻的，更违背这一人权行动计划所象征的民众要求。人权计划出台后，为了减少重复劳动，震区的地方政府，应公开已经掌握的名单，并彻查遗漏的姓名。而这些人权名单属于所有民众，可以被自由查阅、获取和传播，也同样可以被自由地查漏补缺。 尽管目前仍然残缺不全，但震亡者与失踪者名录是四川地震留给全体国民的遗产。政府部门曾经强调要对遇难人员进行详细核实核查，收集姓名、籍贯、遇难地点等基本信息，因此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必须分期分批公布，核实一批公布一批。应该承认，核实遇难者名单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甚至会涉及遇难经验教训总结问题，因此在四川地震一周年祭将至之时，公众对于尽快公布遇难者包括遇难学生名单怀有热切的期待，因为这也是灾区重建工程的一部分，是我们公民社会自我治愈的一个程序。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已有一些志愿者在四川自发地整理地震中遇难的学生名单，他们通过网络搜索引擎谷歌、百度提供的无数链接以及公开新闻报道，以电话或亲自拜会当地相关政府部门、遇难者亲属等咨询方式，搜集和整理相关的信息。这既是对政府部门主动行使职守去厘清谜团的压力，更是为落实人权行动计划相关承诺提供巨大动力。尊重接纳社会组织或志愿者团体介入名单的搜集、整理和发布等，而不是以狐疑或排斥的态度看待这些公民以及团队的自发努力，将是落实公民权利法案的最好见证。 强调建立并公开震亡者名单，详实登记他们的性别、年龄、籍贯、身份等，并非为了争取什么权利，只是为了抵制无时不在的遗忘，实现更庄重的纪念。名字体现人权，名字就是悲欢离合，展现往昔的生活片断。由此，呈现他们生前的笑脸，察见那些已然破碎在五月的梦想，抚慰那些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痛。在名单的帮助下，地震就不可能真的夺走那些同胞，因为他们留下了一世为人的凭据。 1989，中国没有过这一年。饱醉豚: 靠，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骂挂在嘴上，泪流在心里！ April 14 凌沧洲：习水幼女案再次烤炙中国人的心房凌沧洲：习水幼女案再次烤炙中国人的心房 你们可以被孙东东话语折腾后而激愤，你们也可以质疑：质检总局对三鹿问责官员异地高就的解释；但你们别忘了，比这两个问题更烤炙中国人的心房是：习水幼女案。 强奸？嫖娼？这是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吗？对于追求社会公正和司法正义的人们来说，不是问题，法律条文在那，天理昭彰在那。 而他们竟然把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做成了问题。 你们看到的是司法问题，正义问题，而掩饰、曲义维护的一方看到的是形象崩塌的问题，可能也有政绩、升官等实际问题，因此，做成“嫖娼案”对习水的相关老爷们比较好。 而对于社会正义，对于少年儿童，对于祖国的未来是否有利，有关人士就不去考虑了。 这些少女的被威逼凌辱，凸显了一个良知丧尽、诚信全无的社会病症，凸显了一个用暴力和谎言顽拒普世价值的的权势集团的无耻。 到底有多少稻草，骆驼才会心惊肉跳？！稻草正在增加，骆驼依然不倒？！ 每个还存一息良知和热血的中国人都应该关注这些被欺凌的少女儿童的命运，为了人的尊严，把此案顶起来！！！！ 2009，4，10 [转] 不幸的是，我們只有憤怒；幸運的是，我們仍有憤怒標題出自2007年6月16日《南方都市報》社論--這是我見過的中國大陸1949年以來最牛的一篇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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