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因伤退出110米跨栏决赛，已成为北京奥运会最大的新闻事件。人们注意到，中国大陆的主流舆论、民间反应、官方态度，以同理心、包容心看待刘翔的退赛。在此之前，大陆对待朗平等“海归兵团”率队与中国运动员博弈对决的平常心回应，受到了海外媒体的注意，咸认为这是一个民族政治心智趋已成熟的标志。

　　很难想象，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以十年前，中国大陆的主流民意会有如此波澜不惊的反应。人们意识到，透过北京奥运会的申办、筹备和举办，透过今次围绕北京奥运会的诸多种种，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似乎已站在再出发的新高度。在此之前，人们对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中国新一代青年、包括“愤青”和“网络民意”的言行表现，都让外界耳目一新。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成功奥运

　　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历史的新起点上，都拜改革开放之赐。没有持续开放的意识，没有不间歇的开放脚步，就不可能有今天人们可以感觉和触摸到的进步。

　　众所周知，促使中国进一步和世界接轨的重大事件，均发生在2001年，它们分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当时很少人会意识到，中国今天之所以走上开放的不归路，加入世贸组织和主办北京奥运会是最主要的外部催化剂。

　　西方社会带着错综复杂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细观迄今为止的各种批评意见，即使是最敌意的诋毁，基本上都是制式的、挑刺式的反应，没有超越过往严词苛责的范围。西方和东方的批评者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今天的中国尽管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它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路程，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以及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将继续走向开放。

　　北京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政治地标，非紫禁城莫属，一个具有鲜明对称的建筑物，无法给一百年前的中国带来进步与和谐。一百年后的北京，在和紫禁城遥遥相望的中轴线北端，分别矗立着水立方和被称为“鸟巢”的奥运体育场，这两座具有现代意识的高科技体育场馆，是中国和国际社会进一步接轨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国走上更加开放的历史起点。

　　三十多年以前，封闭的中国无法想象类似今天的开放和包容，一个越发开放的中国，或许也将日益展现更多的自信、从容。而这一点，围绕北京奥运会的申办、筹备和举办，已获得权威性的验证。

告别革命，拥抱现代

　　“鸟巢”主要设计者艾未未，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人们当然也熟悉他的家世以及他的政治态度和倾向。八十年代末之后，这位前卫艺术家一度出走美国，很多人也都知道他的政治见解与当政者不尽相同。但他与瑞士建筑公司Herzog & de Meuron共同设计专为奥运兴建的国家体育馆，也就是“鸟巢”，仍被当局所接受和采纳。这在政治正确决定一切的年代是无法想象的。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是国际著名电影导演。成名之前，因为家庭的历史问题，他一直生活在政治阴影之下。改革开放让他有机会从寂寂无名走上国际。在威权主义年代，一个家庭有政治背景问题的人，就学、就业原本就是一种奢侈，遑论被委以策划和导演代表国家艺术水平、塑造国家形象的奥运会开、闭幕式的重任。稍微熟悉中国大陆政治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一切交付和委任，在三十年前，在封闭年代，根本无法想象。对张艺谋在开幕式后接受《南方周末》长篇访问的内容，同时代人都会产生认同和共鸣。只有在开放的年代，张艺谋才是张艺谋，那展现在国际影坛上的成就，才被赋予更多的真实。

　　当人们对林妙可的甜美相貌和杨沛宜的柔美歌喉毁誉参半时，却很少人发现，这首长期以硬朗坚定风格盘踞中国政治舞台的“革命歌曲”《歌唱祖国》，被柔美童声所取代的意义。当杨沛宜的歌声在国家体育馆上空久久回荡时，也很少人会察觉到一部分相当政治化的歌词，已作出了相当幅度的修改润饰，更人性化，更富有中国文化的情调。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可以作出远远超越政治领域的诠释和解读。从僵硬到柔美，从政治鼓动进行式到童声的甜美舒缓，不仅仅是为同步收看直播的40亿人所作出的妥协，其实更是一个新的信息释放和传播，是告别革命、走向开放的宣示。忽略了这个信息而求全责备，似乎有些可惜。

虽不完美，但令人鼓舞

　　让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奥运开幕式上三千弟子齐颂《论语》的场面。这是将近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国以及世界未曾见过的，或许是迄今为止最为盛大规模的“尊孔”场面。尽管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但却具有丰富的时代意涵。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或许也未曾意识到，这是他们向全世界作出的回归和敬畏传统文化的立场表白和宣示。

　　这样一种“尊孔”的宣示，晚清时的中华帝国做不到，民国政府也没有能力和条件做到，但在至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透过举办奥运会，透过国家行为的奥运会开幕式做到了。试想，若不是开放的年代，这样盛大规模的、具有浓烈官方色调的“祭祀”典礼，又有谁能做到呢？

　　急速转型的阵痛，发展中政治的诸多弊端，依然在困扰着中国执政者；旧体制和新思维彼此之间的撕扯，还在束缚和制约着中国前行的步伐。中国还有很多缺陷，备受诟病的不止于人权、民主、法治，也不止于分配不公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型。但是，只要这个开放的年代不再倒退回封闭，光明不再被黑暗取代，气势恢宏不再是聊备一格和刻意堆砌的假象，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这个百年以来备受屈辱，最近一个甲子经历迂回曲折、跌宕起伏、饱染风霜的民族，总会在积极向世界学习、努力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以更自信和从容的姿态迈向更加开放的未来。

　　一个在开放道路上继续行走的中国，虽然并不完美，但却很真实。也因为还在持续开放，它才会在彻底甩掉旧时代的羁绊之后，能够迈向更有希望的未来。

杨锦麟（香港）　(2008-08-22) ·作者是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

近来光忙着爱国了，今儿也换个口味儿。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291977

这种事，世上哪儿都有。但哪国最多，咱说不好，大家自己琢磨吧。

这位Wan SiewKong经理，猜想着是位港台同胞？起码废水没流外人田吗。

发这个，自知很无聊。是否也很暴力？不过Wang SiewKong经理不是可怜的男人，一定敢做敢当的。

 

 

    —仲维光—    
    我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报道倾向”，及其编辑们所发生的情况是不吃惊的，因为这个中文部从来没有显示出过民主社会的本色。
    真正令我惊讶的是德国电视一台、二台这些主流媒体驻北京记者所显示出来的对共产党社会本质的敏锐和清楚的认识。
    我在德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年，这些年来德国社会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被一些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一些或者本来在历史上就曾经是“毛分子”，或者根本就缺乏学术训练、认识能力、文学感觉的汉学家所搅浑，犹如时下北京的天空，被污染而缺乏能见度。两年前居然有一位占据德国主流地位的汉学家说，他的体会是如今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要比台湾还要好。在这样的气氛下，德国电视台居然曾经有过智力问答的题目是，如今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还是共产党？而“正确”答案竟然是“不是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德国电视一台、二台记者，不仅一位，而且是多位，以及德国其它那些这次到中国去的不懂中文，此前并不了解中国的记者，都毫不困难地、清楚地看到中国奥运会表面辉煌后面的本质。几乎每一个报道，每一行字中都让人们看到，中国是个共产党社会，和冷战时期的东欧各国几乎没有两样，中国的情况恐怕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只有北韩是如此。
    其实这本来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实。那种豪华划一的大型团体操；那种能够集中全国的财力不惜环境，不顾涉及居民死活，不顾一切地渲染、组织、举办的能力；那种无所不在的警察监视；那种作假；那种记者招待会的语言方式，都是以前在有关描述、研究极权主义和共产党问题的文献中轻而易举地可以看到的。这类“能力”民主国家当然只有望洋兴叹。
    你不觉可笑滑稽吗？在北京的街上就是问一万个人，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这是多么地不正常。如果被当作社会祥和，民众真正的心声来报道，难道不让你哭笑不得吗？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邓小平的镇压曾经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和不解，但是一位澳大利亚记者事先就预见到，邓小平一定会血腥镇压。事后他对那些对此感到突然的记者们说，只要没有偏见就不会让邓小平的所谓改革迷惑。因为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从来也没有超出传统共产党的范畴。
    这同样是为什么德国电视一台、二台的记者，以及不懂中文的、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记者，运动员能够一眼看到中国拥有一切传统共产党国家的特色。其原因是简单的，那就是他们没有带着有色眼镜，能够客观地看那些现象。
    为德国的汉学家、德国之声的记者们戴上有色眼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前的一些毛分子可能“生物染色体”中就有这种变异，而张丹红（《德国之声》中文部副组长）们，我认为德国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迪特•维费尔施皮茨的批评是中肯的：张丹红对共产党的赞扬是独一无二的“灾难”，她的脑袋中已经先天地被中国政府安装上了新闻检查机制，“这样的人不适合在《德国之声》工作”。
    或许如果善意地理解张丹红们：那就是八八年前一直生活在谎言中的张丹红，尽管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年，依然没有能够动手术摘掉自己的眼镜，改换自己的知识框架，依然生活在谎言中。
    因为张丹红居然完全用中共宣传的范式来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推进其影响：
    她以中共政府曾经为西藏的建设等做了很多投资，来为中共在西藏的罪行辩护；以中共政府有他的政治底线，来为中共镇压法轮功和封闭网路新闻自由等辩护；以中国时下已经能讨论一些以前“禁忌”的题目，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来为受到国际社会严厉谴责的中共的人权迫害缓颊。
    但是，生活在德国的张丹红忘记了，人权和自由问题是最高的价值和原则，任何投资和经济的变化，任何政治借口，都不能作为损害人权和自由的理由！
    希特勒德国经济上曾经非常繁荣过，甚至某些德国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当时的繁荣，但有谁敢为希特勒的专制罪行说项！
    “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经济上有了发展”，然而，张丹红忘记了饿死人最多的人灾却是发生在共产党统治的六零年前后；她也忘记了，中国的经济停滞也是共产党造成的。如今几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会怀疑，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
    至于中国时下的言论自由问题，张丹红则更是无法否认，它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说好话”是自由的，在允许的限度内“批评”也是自由的，因为这种批评甚至可以为专制者贴金，巩固无产阶级专制。张丹红们当然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落实政策，每一次宽松或者所谓自我检查其实都是如此。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奥威尔《一九八四》中半个世纪前就揭示了老大哥这个特点。
    如此简单的事实，张丹红们为何不仅视而不见，而且居然说中共对人权做的贡献，比哪个政治力量都大，或许，我们还不能如此善意地理解张丹红们，她已经绝对不只是生活在谎言中的问题了。
    张丹红言论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卑劣。因为她其实非常明白，就是她自己，已经生活在德国，拿着德国护照，给德国政府工作，可有些问题，她绝对不敢涉及，有些话，她绝对不敢讲。因为讲了，她就不能随便回国当座上客了，因为讲了，她的亲属们就会有压力。张丹红更清楚，这种禁忌，就是德国社会的人和机构都不能幸免，例如法轮功问题，有哪个和中国有联系的公司、大学敢于涉及法轮功问题呢？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生活在谎言中的张丹红们，说谎、传播谎言，可以说已经习以为常，彻底失去了脸红的能力！
    张丹红指责法轮功触犯了中共所能够允许的底线，问了政治。且不说在镇压法轮功之前，以及镇压初期法轮功学员没有过问直接的政治问题，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年的张丹红女士不会不明白，就是法轮功学员那时或者此时问了政治，那也是他们正当的权利。国际人权宣言维护的人权和自由不正是这一点吗？
    张丹红女士歌颂共产党对此的贡献真是从何说起！所以，说张丹红女士在西方的媒体上下意识地流露出来的是那把剪刀阉割过的灵魂和观点，是毫不为过的！！
    八九年，历史已经把“共产党”钉在罪恶的耻辱柱上，中国共产党也绝对不会逃脱这个宿命！
    有认识张丹红的人为张丹红抱屈，说在《德国之声》中文部张丹红还是好的，据说有两位播音员甚至拒绝报道有关中国异议人士的节目。我不知这是真是假？如果真的如此，在自由世界，民主社会，用纳税人钱建立的这个部门，某些人真的是太放肆了！如果真的如此，也就找到了张丹红为何如此不加收敛地为共产党张目的原因。
    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小偷，他吓也会被吓死，他能够存在在于有一个群体。张丹红也是如此。
    打开德国之声的博客网页，扑面而来的是一位典型的共产党社会酿造出来的声音朗诵的、被列宁称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的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如今这种让正常社会的人起鸡皮疙瘩的朗诵及文字，就是在物质主义四溢的中国都不多见了。而这却是在德国——在民主国家的纳税人的钱养的电台上，朗诵民主的敌人，一生自喻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的高尔基的作品。
    《德国之声》中文部是红色渗透，还是渗透了红色，实在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然而，说到最后，这一次最有意思的是，奥运会结束了，几千位德国人从中国回来了，给与张丹红和《德国之声》中文部痛击的竟然不是别人，而正是她歌颂或者说为止辩护的中国政府。
    一场奥运会下来，任何欧洲民众都看到中国政府在对待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各种宗教信仰和法轮功学员方面，在新闻封锁上，在无处不在的警察管制上，中国和以前的希特勒德国、东欧集团各国一样，仍然是一个毫无人权自由的、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国家。还有什么比这种驳斥更有说服力呢！对于十余年来为中国共产党政府说项的人，不只是一个耳光，简直就是一个灭顶之灾。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不会因为张丹红们的“辩护”，这些吹捧者们在西方的生存而收敛自己的！
    据说，张丹红受到停播处分之后，感到委屈，一些人也为她受到处分而攻击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虚伪。
    张丹红们有什么委屈的呢，这不正是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表现吗？你发表了有损于人权自由最高价值的言论：你的言论助长了中共对于藏人、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的迫害；你在民主社会的媒体上如此把谎言当真话来说，那就要允许别人质疑和批评。和那些受到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比，你没有受到任何迫害，你还是可以自由地发表你的看法。至于有效地行政上的扼制，那是因为这是民主社会，你化的是纳税人的钱，却损害了雇佣你的部门的最高原则！你到德国的亲中共的公司或单位工作，就不会如此了！
2008-8-29德国•埃森 （《新世纪》首发）

 

******************************

关于张丹红事件，不要误解新闻自由
文章提交者：outerspace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1 新闻自由是指新闻媒体可以独立的发表观点，不受政府和他人的控制和约束
2 每个媒体由于创办者的不同，思想倾向并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但并不影响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
3 张丹红由于与德国之声存在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德国之声很难继续聘用其做主持人
4 张丹红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完全可以独立办一份报纸、电台或其它媒体，是完全合法的，这也是新闻自由的体现

 

******************************

张丹红与白煤球
     前段时间在网上订阅中文版的《德国之声》新闻传递，看了几天略感中庸的报道评论后，好一阵没再打开邮箱了。这两天张丹红的名字在网上频现，方知张女士是《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刚被停职。
    
     张女士“妙语连珠”：“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政治力量为实现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三条作出的贡献都大”，而这第三条的内容是：“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出处实则来自“独立宣言”著名警句：“人人生而平等”，即人人享有自然权利的平等。此权利谓“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张女士更有言：“大多数中国人不要思想自由，而要经济增长”。 (博讯 boxun.com)

     看张女士简历：80年代留学德国，90年进入《德国之声》中文部，2004年荣升中文部副主任。联想到自今年三月“西藏时间”起，西方媒体：如BBC、France 24等大台集中报道评论中国现况的访谈节目，邀请的嘉宾中都曾看到过如张女士这般面容娟秀、年龄相仿的中国裔女士上台侃侃而谈。据介绍也都有与张女士相似的在西方就学、从业的背景。可能西人想象本着他们的血缘及在西方吸收的价值理念，看待中国问题更具高屋建瓴的见地。不料听到的既是不若张女士这般斩钉截铁的辩护士之论，也是些含糊其辞、鲜见事实依据支撑，条条框框式的“渐进进步”、“最好时期”及中共政权对立面都是在危害“国家利益”论。但我从未听到这些女士们提及“西方反华媒体”一直喋喋不休重复的共产党政权（Communist Regime）中国政府（China Government）两个语汇，这些面容娟秀的女士们每每谈及都以中国（China）来替代，看来非常忌讳这些用词。
    
     难道这些在西方留学就业一、二十年，学历直至硕士、博士的女士们竟然都搞不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吗？不由让我们这些受众怀疑她们的背景：出自既得利益阶层家庭。即便不是，也由她们在西方的学位、工作经历而奠定的话语权在中、西两头讨好，黑白通吃。一方有言论自由的价值观作保障，还可博得中国问题专家之美名；一面又有为专制集权政体充当辩护士可带来的超乎想象的无尽利益。
    
     幸好本届奥运在中国，两万多记者云集国内，我们可在西方媒体上看到、听到这一切：
    
     港记仅仅由于报道北京市民“踊跃”购票而受到“叉颈”对待；日本记者在新疆采访被警察摁倒在地，暴打一顿，只因为他们都长了张似国人的脸，打你没商量。
    
     西人在北京示威，大声披露真相时，一拥而上的警察便衣，拖拉、推搡、抢夺摄影器材。
    
     外记采访冤民、访民时总被驱赶，加上那双老是伸在镜头前阻挡摄像的黑手，奥运期间中共更有创意地用雨伞遮挡镜头，很科学：可覆盖的面积远比双手更大。
    
     澳洲记者或以突然起步狂奔，串小巷、钻胡同；或以驾车忽慢忽快、突然变向我们只有在电影中才看得到的镜头，来摆脱跟踪的中共便衣特务。
    
     半岛电视台记者历经千辛万苦，翻坡越岭终于找到个敢说出真相的村民，但采访现场得移到一人高的芦苇丛中：只有采访记者、摄影记者、满腹冤屈村民三人蹲地交谈。处于恐惧，村民脸被马赛克，还要做变声处理。
    
     BBC记者赴强震百日不到的四川灾区采访现况时，无处不在的路卡防范、盯梢尾随、盘查证件、胡搅蛮缠。当记者在那些黑衣大汉、便衣的尾随包抄下问采访对象：“是不是因为他们，你不敢告诉我？”对方连“是”都不敢言的那副惊恐万状的脸……
    
     看到此类场景我的心都在颤栗。
    
     奇怪的是，连我们普通人都随处可见的场面，这些饱读诗书，在西方从业时间甚长，出入国境自如的张丹红女士们都会视而不见，但却能信口雌黄。我不禁想起以色列刚建国时发生的那一幕：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无不欣喜雀跃、争先恐后要回到这片“流着蜜和奶之地”。按以色列立法，只要是犹太人全都接纳，但当时条件极其艰苦，大家过的是集体农庄生活。即便如此，美国、欧洲那些家财万贯的犹太人仍毫不犹豫争相要回国建设生活。但这时，开国之君之一梅厄夫人发话了：且慢，我们感激你们的爱国爱族之情！但你们在西方、在美国可发挥比在以色列国更大的作用！时隔60年，这番英明之语一直持续地在发挥意味隽永的效应。
    
     想必中共政权与这些张丹红女士们的关系也可与上述故事作比较。但区别是，张丹红女士以她特殊的人种身份，要向西方传达这么个概念：中国的煤球是白的。

 

“艾未未老师，您好。同是中国人，敬慕您的勇气。本人博客 http://sachong.spaces.live.com 也力求踹党国的屁股，可惜国内已被封锁。”

 

 

 

国务院法制办：

值此全国法制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郑重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诚然，劳动教养制度是特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如果说在建国之初它还对社会稳定起过阶段性作用的话，那么在“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业已入宪的今天，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越来越悖逆于时代的潮流，严重阻碍了国家的法治进步。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直接侵犯我国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剥夺了被劳教人员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明显违宪。

其次，劳动教养制度与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的等上位法相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现行的劳动教养属于国务院转发的部门规章，却赋予了有关部门非法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权力；《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也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1－3年。

其三，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也已签署的国际公约无法接轨。

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依据《公约》精神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解释，所有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必须通过正当程序并由法院作出判决。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在正式批准《公约》尽快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信
守《公约》的责任和义务。

其四、从政治管理的角度来讲，劳动教养制度堪称当代中国的一大弊政。

该制度成形之初，是为了配合“镇反”运动的临时应对之举。改革开放后，为了处置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人员，再度激活了劳教制度，并实现了劳教对象向普通违法行为的转型和延伸。尤其是九十年代末以来，劳教制度一方面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也开始制度化。在管制效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劳教制度成为几乎无所不包、随意性极大的剥夺人身自由处罚措施。

劳动教养制度的存续和膨胀明显的违背中央政府提出的构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的执政方向，具体弊端如下：
    1、劳动教养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刑事法律的权威。
    2、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样的行为不构成刑事处罚，而适用劳教行政处罚时却高于刑罚的拘役刑。
    3、由公安机关完全主导的劳动教养是典型的“警察罚”，打破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
    4、劳动教养随意性强，公安机关拥有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使原本已经过大的公安权力进一步膨胀。
    5、劳动教养是完全封闭式的汇报审批，根本不公开，也不能辩护和辩论。
    6、劳动教养成为错案、冤案的温床，检察院不批捕或退侦案件、法院清判案件、证据不足超期羁押案件都可以转为劳教。
    7、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公安部门甚至利用劳教处罚权搞部门创收。
    8、劳动教养日益成为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
    9、劳动教养是实施差别待遇的处罚，不仅内外有别，而且等级、身份有别。这从公安部1992年发布《关于对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台同胞不得实行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通知》就可见一斑。而且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刑讯逼供、栽赃陷害等职务违法行为几乎从来不适用劳动教养。

诸多事实表明，乱象从生的劳动教养制度不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真正的长治久安，它的巨大负面效应足以让中央政府改弦更张、从善如流，反思现有的治理模式，从而推动立法部门早下决心，尽快废除这一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严重背离亲民、爱民政策的劳动教养制度。

我们认为：国务院既然曾经批转过这个试行办法，也应当对此办法是否违法负有监督责任，理当对这一违法违宪办法的废除尽些责任。因为它关涉到人治抑或法治的两极选择，更体现的是官贵民轻或民贵官轻的治世思想走向。

如果人治兴，红头文件和领导讲话就是“法”。然而法治兴，则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启动违宪审查、废除劳动教养就是捍卫国家宪法的尊严，剥夺了各级领导的法外之权，此举有望进一步缓解官民矛盾，促进民生福祉。

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主持的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切实抓好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各项工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法制保障。特别强调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特别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为全社会作出表率。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确保法律正确实施。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综合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

我们认为：时值今日，进行违宪审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条件都已经完全成熟。可以说，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与否，将是“人治中国”与“法治中国”的分水岭；将成为“文明中国”与“野蛮中国”的试金石。

为此，我们再次强烈要求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或立即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以表明中央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

敬请国务院积极配合此次公民违宪审查呼吁行动为盼。

2007年11月29日

联署签名：
茅于轼（经济学家）、贺卫方（教授）、胡星斗（教授）、郭世佑（教授）、张鸣（教授）、夏业良（教授）、俞梅荪（法学家）、孙国栋（学者）、赵国君（学者）、范亚峰（学者）、王俊秀（学者）、笑蜀（学者）、姚立法（民间政治活动家）、韩三洲（学者）、黄卉（学者）、张星水（律师）、韩一村（律师）、谭雷（律师）、杨子云（记者）、李方平（律师）、李和平（律师）、贾承霖（律师）、斯伟江（律师）、万延海（民间公益人士）、李咏（法学者）、马福祥（律师）、汪席春（律师）、郝劲松（民间公益人士）、丘建东（民间公益人士）、涂金灿（学者）、李苏滨（律师）、杜鹏（律师）、吕进（律师）、程海（律师）、魏汝久（律师）、杨大民（律师）、章立辉（律师）、张建国（律师）、王利平（教授、律师）、林小建（律师）、黎雄兵（律师）、李敦勇（律师）、罗居剑(工程师)

杨佳的另一种必然。 

不能因为昨天是这样的，上一次是这样的，就说今天和这一次也必然是这样的。事情不必如此，可以不同，可以有趣的多。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理由，否则，大可不必。

说这样的话，是说可以更合理一些，生活不只是承受他人之愚昧的结果，相信变化，就不妨试一试。

杨佳伤害的不是个人，他所伤害的，是他被迫遭遇的强大体系的一部分。他只是没有回避，没有这样就认了。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杨佳是清白和大义凛然的。

一个人，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清白，孤僻的叫板邪恶势力，愿与之同归于尽，能算是勇猛吗。面对暴力杨佳选择了暴力，这是他的不幸还是他人的不幸。我们都在暴力之中，肉体或是精神，来自他人或是自我，有时习惯有时诧异，大多时不警觉不在意是了。

决绝的上海之行否认了通俗的生命价值观，还原了系荣誉于生死一念的伦理选择，更新了个体生命的无法超越的权利。以个体的命运挑衅一个国家扭曲失态的伦理和司法体系，质问公众的思辨和行为的逻辑能力。

所有的生命是一体的，生存的权力是一体的，所以人生来平等。你没有另一种可能，没有另一个现实。看到自己年轻，善良，明白，无畏的一部分，因为他人的愚昧而不得不离去时，却转过头去，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怎样的悲哀。

杨佳虽然蒙冤却死的明白，他并不曾因为看懂了这个无助无望的世界而放弃。在勇者的眼里总是清晰明了，过于明了的不长的二十八年。他看的很简单，给我一点空隙，我们和平相处，不要碰我，如果你侵伤了我，要说道歉，不许持强凌弱，愚蠢者不能傲慢，蒙昧者不要嚣张。不要逼着他人来告诉你生命的含义和价值。

生命的本能就是自我保护和完善，这是生命中的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和终极，而自我保护和完善是就对生命可能奉献的最崇高的敬意。

杨佳的行为针对的不是个人。他折于天真无邪，柔善若水。与上海那些不幸警察的命运八杆子打不着，当他蹬着自行车路过闸北路口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命运与他们永远的纠葛在一起了。在他的小小尊严受到强权戏弄时，他拒绝沉默，多次上访，给了体制从良的机会，但不能接受其含糊其词。毫不奇怪，他的善意被习惯性的忽视和误读了，一次可能的心平气和的交换演变成了血腥的代价。这样的交换，谁恐惧了呢？显然不是杨佳。“我已经值了”，是说生命用赴死的意愿证实了存在的确凿可靠的不容忽视的尊严，终其自我而证其完善，是悲剧，也是杨佳的小人逻辑的必然着落。他的轻率和不羁，并不会使人们对生命多看一眼。

法理在这个被劫持的瞬间会向伦理倾斜吗？尽管这个伦理是关于每一个人的平静与温暖的。没有奢望，因为杨佳是准备死去的，个体的死是共体的生命实现其生的理由的一部分，也是现实伦理赖以生存的一部分。审判是一种必然，是肉体和精神的共享。人们是生存在怎样的一种必然中，必须牺牲多少，才会换取另一种必然，那永远不会属于杨佳的另一种必然。

如果杨佳的表达是愚蠢，野蛮的，不开化的，没有希望的，那么什么样的反应才是智慧的，体面的，宽容的和有光明前途呢？

当一种文化不断的将事实的部分遮挡，将善意的部分抹去，将觉醒的部分牺牲，这样的民族和国家依靠什么来维持呢？

当一种文化放弃对是非的辩识，放弃对理性的崇尚，放弃对人性的理解和对公正平等的追求，巧弄大足烟花和武警尿不湿来培育爱国主义的激情，用虚假童声和未成年的少儿杂技来混淆对未来的憧憬，它在走向何处，期待怎样的结果呢。

千古悠悠唯我独尊的泱泱大国，在有些事情上，竟衰于一草民。

 

 

 

当局撤销对申请游行示威的两位老人劳动教养的决定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8/200808300222.shtml

     中国人权获悉，8月29日，北京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撤销了12天前送达吴殿元和王秀英两位老人处对其进行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79岁的吴殿元和77岁的王秀英于北京奥运期间申请到官方指定的集会游行示威场所进行游行示威后，被当局处以劳教。

 

中国人权新闻发布：申请游行示威的两名北京居民被处以劳教 2008年8月19日   
http://gb.hrichina.org/gate/gb/big5.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16583

 

德国“明镜”周刊的网页报道。http://www.spiegel.de/panorama/justiz/0,1518,575372,00.html

　　中新网北京八月二十九日电 (记者 刘长忠)国家质检总局今天下午召开新闻通气会否认邬建平之死与电子监管网有关。

　　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监督司副司长严冯敏说，前两天，一家报纸称国家质检总局食品司司长邬建平的死亡与电子监管网有关联，并称检方在邬建平办公室和家中分别搜查出三百万元和五百万元现金。事实上，邬建平只是在检察机关侦查某单位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中配合调查时意外身亡，检察机关并未对其立案侦查，所谓在其办公室和家中搜出现金之说纯属捏造。邬建平的死亡与电子监管网没有任何关系。

　　这位官员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有个别企业和个人以国家质检总局“推广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而导致行政垄断”为由，连续发布了一些不真实、不全面的消息；到八月二十七日个别媒体出现了有悖新闻道德、新闻纪律甚至触犯有关法律法规的报道。这些报道严重失实，无端猜测毫无关联的事件，甚至捏造事实，公开造谣，不仅影响了正常工作，也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形象。

 

 

 

 

 

 

　　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8月27日进行大会发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大会发言时指出，审判机关和广大法官应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完整体现“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审判工作中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法官既要养成法律思维，更要培育政治智慧，必须具有综合的、真正高水平的司法能力。

20080830更新：

德国之声：有关张丹红讨论的本台通告

过去几天来，互联网以及诸多中国媒体中，出现了很多有关本台工作人员张丹红女士的讨论。一些错误的报道称，张丹红已经被解职。而事实上，张女士作为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部工作人员还在继续工作。

 

******************************************************************************************

在凯迪论坛看到“德国一记者竟因“明显亲华”被解职”的报道，以下是与友人的邮件往来。

 

Btw, 刚看到凯迪论坛原帖上有许多评论，虽不都客观，但一定程度上能说明问题。党国还能容忍凯迪的存在，也可算是进步。而这么多人发表评论，则是中国进步之希望。
但愿张女士也能看到。

********************************

 

Y兄所言极是，德国媒体在奥运会前后不少不负责任的报道增加了国人对西方的不信任感，进而加深了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和理念的离心感。两者都情有可原，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首先所谓的"西方媒体"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像我们很多同胞想象的只是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的执行者，奥运期间我在国内，但也浏览了德国媒体的网站，其实不管在FAZ还是Zeit、Welt、Handelsblatt、Wirtschaftswoche、Focus、Stern，甚至我们"深恶痛绝"的Spiegel，都有不少中肯、客观的报道和分析，很多地方表示出对中国的善意，我忙完当前公司的工作就想收集一下这样的媒体记录。其次是不是别人说的不中听的东西都是错的？说实在的，要不是多事的"西方媒体"，我还不知道两位70几岁的老太太奥运前因上访被遣送劳改了呢（这属于"奥运严打"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应该感谢可恶的"西方媒体"，帮助我们在为国力上升、民族复兴而兴奋的同时保持更清醒的头脑，这样不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进步吗？ 我家孩子5岁了，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大人稍有批评便崛起嘴唇闹不开心，但我们不是5岁小孩，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传人，中国未来将是世界的领袖，我们应有更多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雅量。

张丹红女士女士六月底在柏林见过面，感觉很好，觉得是个又理性又有激情的知识分子，她被停职的事我还没得到最后的确认，但确实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并应以此为锲机激起华人关注时政、思考政体国体的热情。

XX

********************************

 

XX兄，好，

谢谢以下友人发来的关于张丹红的原文报道(http://www.ksta.de/html/artikel/1218660433783.shtml )，我想这件事关系到德国政界和媒体对于中国的认知，更关系到德国的媒体和言论自由。（当然，这篇报道本身是德国媒体还可以有自由和正义的实例。）同时它又可以作为关于民主社会和言论自由的绝好教材。

 

我想就此的抗议和讨论，同时也相对中国的比较和思考，能够很好地启发和教育国人，去客观真实地看待西方社会和中国现状。尤其对于很多爱国留学生，平和的，摆事实，讲道理的讨论是会很有益处的。

 

大家在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抗议“德国之声”这种言论禁锢的同时，也应强调捍卫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不应只在德国。我们在德国还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我们也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恰恰是民主体制的优越所在。维护自由民主体制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职责，所以要为张丹红而抗议。

 

这一点对于中国更加重要，因为我们首先还需要建立民主自由的体制。我们不能因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中的不健全或对中国态度的偏差，而归咎和否定民主自由的理念。这恰恰是党国为遮掩其集权专制危害中国民众的惯用计量。

 

不知XX兄近来是否会有时间写篇德文稿？

祝好，

注：除“***”外，原文中提到的在德华人最大的网络论坛“萍聚” http://www.dolc.de/ 在国内也是被封锁的。

 

************************* 

虽不完全赞同张丹红为党国的辩护，但也的确反感那种出于种族优越的指教。而因对他人言论的不爽而去封口的行径，则恰恰是他们标榜要反对和揭露的。所以“德国之声”对于张丹红的停职反省是对德国民主社会的破坏，是对媒体言论自由的践踏，也是对张丹红本人思想，言论和职业自由的侵害。这首先是违背德国宪法的。也由此，它是每一个德国公民和在德国生活的人都应该声讨和抗议的。对于这种逻辑和行径默认和纵容最终会危害到所有德国公民和在德国生活的人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

 

建议XX兄起草一封给“德国之声”和德国媒体的公开信，大家签名。

 

注：作为中国人，我也注意到本文中用到很多“***”。原因大家可以想象，否则无法发于论坛。我想这是中国人更要反对和抗议的。

     翻开贪官的腐败史，有一个非常共性的特点：“性饥渴”。饥渴到什么程度？“床上功夫”常人无法想象。
    　　比如江苏省原建设厅厅长徐其耀，胸口不太舒服到医院“高干病房”后，一位40岁的女护士为其打点滴，徐其耀的左手上还输着液，竟三下两下就解开了女护士白大褂的钮扣……。徐其耀其饥渴程度到了不分场地、时间、地点。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专用套间”。在那张不知和多少女性滥交过的沙发床上，有关部门在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居然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１００多个“情妇”的名字！
     　　贪官们求“性”若渴，“妻妾”无数，子女成群。2006年9月8日，被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安徽双轮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刘俊卿，就向法庭供出了自己有13处房产7个子女。湖南省郴州市“三玩市长”雷渊利，仅在郴州能指名道姓的情妇就有9人。贪官们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寻花问柳，嫖娼狎妓，“性”趣盎然，饥渴到声嘶力竭的程度。到了这种程度，就像身体里注入了海洛因，患“隐”的时侯，就会无所顾忌，只要是个异性就行，完全没有了人性，表现是赤裸裸的。 (博讯 boxun.com)

    　　有人统计说，被查处的贪官有95%以上养有“情妇”。可见，贪官的“性饥渴”症是一种恶性传染症。至于贪官们为什么容易染上这种“症”，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副厅级贪官金维芝的话颇有代表性：“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贪官们在一起，还会兴致勃勃的交流“床上功夫”。比如淫无度的徐其耀和一对母女长期保持性关系，不仅不隐瞒自己的无耻行径，反而故意标榜自己的 “能耐”。一次酒后，他不仅当着众人的面炫耀自己的“一箭双雕”，居然还将这母女俩的“床上功夫”进行了一番比较！细分析起来，贪官们“性饥渴”的病因来自“饱暖思淫欲”。贪官在大“饱”大“暖”以后，必然要追求“淫欲”，从这一点上看，贪官们容易患“性饥渴”就沒有什什奇怪的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贪官，从情妇那里並不仅仅是满足一下“淫欲”，而情妇也不仅仅是从贪官那里获得一点“金丝鸟” 式的享受。他们的结合，帶着強烈的政治经济色彩，搞的是一场“权色交易”。从成克杰与李平、李纪周与李沙娜、李嘉廷与徐福英等人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犯的不是一般男女私情错误，而是合伙猎取社会财富、大挖国家墙角的罪恶勾当。还是“三玩市长”总结得好：“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玩钱、玩女人 ’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不玩权，就玩不来钱；不玩钱，就玩不了女人，要玩女人，就得玩权；玩了权，才能玩女人。一语道破天机：明知道那是老虎的血盆大口，但一“饥渴”，就忘了党纪国法，“白天念稿子，晚上玩NO”，被“性饥渴”吞噬生命和前途只是迟早的事！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国家质检总局司长邬建平接受检察机关约见后“跳楼”

    来源：西安晚报
     核心提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司长邬建平于8月2日在接受检察机关约见后跳楼自杀身亡。据称，此前相关部门曾接到有关邬建平“存在经济问题”的举报。目前，尚不清楚邬建平跳楼时是否处于办案人员监控之下。

 

人民网8月13日报道
    
    记者从权威渠道证实，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司长邬建平于8月2日突然非正常死亡。截至目前，官方尚未正式披露邬建平的死因。
    
    知情人士透露，邬建平是在接受检察机关约见后跳楼自杀身亡的。据称，北京市检察机关于8月1 日约见邬建平，此前相关部门曾接到有关邬建平“存在经济问题”的举报。邬建平即向办案人员交待了自己的财产状况，其中包括北京的若干处房产，及以百万计的现金存款。当晚，邬建平没有回家，第二天便跳楼身亡。目前，尚不清楚邬建平跳楼时是否处于办案人员监控之下。
    
    公开资料显示，邬建平是江西南昌人，1966年1月出生，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9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邬建平为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学历。
    
    食品行业人士称，邬建平出事，可能与其掌握市场准入审批权有关。
    
    国家质检总局于2005年11月成立食品生产监管司，专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质量监督和日常安全卫生监管。邬建平一直担任该司司长。
    
    目前，我国对食品生产企业实施食品生产许可证制度。对于具备基本生产条件、能够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企业，由质检部门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准予生产许可范围内的产品;凡不具备保证产品质量必备条件的企业，不得从事食品生产加工。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网站介绍，食品生产监管司的主要职能之一正是：组织实施国内食品生产许可、强制检验等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据记者了解，在目前中国的45万家食品生产企业中，只有不到1/4企业获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
    
    邬建平身亡后三天，国家质检总局于8月5日召开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在讲话中两次提到“决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李长江要求，各部门要建立制约机制，对特殊、敏感岗位实施有效制约，决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负责全过程。他强调，各部门应建立重大问题的集体讨论制度，特别是对于人事、财务和涉及企业利益的事，绝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博讯读者“效锋”来稿称：根据这种情况我判断，邬建平可能是被人扔下楼的。正因为把人扔下楼是一种最隐秘的杀人方式，所以“跳楼自杀”在胆小如鼠的中国官场中频频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来源：太阳报
     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司长邬建平日前被反贪部门约谈后，突然跳楼自杀，由於其所处位置关乎民生健康，且死因蹊跷，恐怕有惊人内幕尚未引爆。 (博讯 boxun.com)
    
    邬建平现年四十三岁，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在国家质检总局内部属於少壮派官员，前途原本一片光明。但日前他被反贪部门约谈，交代家庭财产问题后，第二天突然跳楼自杀，事后，有关部门在其家中及办公室搜出几百万元的现金。
    
    邬建平主掌的食品生产监管司，主宰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大权，历来是众多食品企业的财神爷，也是这些企业逢迎公关的重点目标，邬建平在行业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权大责任也重，尤其是近年中国的食品安全饱受诟病，臭名远扬，作为监管部门之一的食品生产监管司，邬建平也成为众矢之的。
    
    舆论一直呼吁中央应从源头、特别是从监管部门开始，整顿食品安全生产。邬建平的中箭，相信与这个大背景密切相关。
    
    值得关注的是，邬建平是以自杀的方式来终结生命，这多少有点奇怪。众所周知，目前内地贪污犯除民愤极大之外，很少被处死刑，邬建平完全没有必要以跳楼方式来摆脱，他自杀的背后可能有讲不清、道不明的黑幕，或者牵扯到巨大的政治压力。
    
    涉及民生民愤极大去年，天津市政协前主席宋平顺贪污案被揭发后，也是以跳楼自杀了结生命，但舆论普遍认为，宋平顺的自杀是为了掩护其背后的靠山，不得已而为之。而事实上，随尠宋平顺的自杀，天津市腐败窝案亦到此为止，没有再查下去。如今邬建平自杀，会不会走同样的道路，还有待更多的内幕浮出水面。
    
    近年来，随尠民生问题逐渐受到各界关注，相关监管部门的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比如药监局前任局长郑筱萸因贪污腐败和渎职罪，被处死刑，由於其失职，导致药监系统极其混乱，权钱交易?滥，药品质量失控，出现一系列因药品问题而产生的医疗事故，导致不少患者送命，民愤极大，郑筱萸为此被处极刑。
    
    民生问题无小事，尤其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医疗泎生、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部门，责任更是重於泰山，但这些部门也因为权力极大，特别容易滋生腐败，由於舆论高度关注，一旦所属行业出现问题，腐败行为也极易曝光。就像今次邬建平自杀事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完全是因为过去问题的积累，已到了难以遮掩的地步。
    
    邬建平自杀后，国家质检总局迅速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局长李长江要求各部门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在人财物问题上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这属於亡羊补牢之举，但无论如何，质检总局的腐败问题已进入民众与当局的视野，相信随尠问题不断揭露，黑幕将会大白於天下。

 

邬建平自杀内情曝光：幕后还有明显的太子党背景

    来源：东方日报
     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司长邬建平奥运前自杀一案，内情逐渐曝光。近日内地传媒揭露，该案背后隐藏一年近两千亿元的利益输送，幕后还有明显的太子党背景，深不可测。 (博讯 boxun.com)
    
    据披露，办案人员在邬建平家中和办公室搜到的现金就高达八百万元，而且邬在京城拥有多处房产，这或许只是「金」山一角。
    
    邬建平任内，利用公权力，帮助一家讯息技术公司，大力推行产品质量的电子监管手段，要求全国从今年七月一日起，食品等九大类六十九种产品，必须在包装上使用该公司的监管码，方能生产和销售。
    
    据估计，这家公司因此每年将获得近两千亿元的收益。由於该讯息技术公司的垄断性经营，引发相关行业公司的不满，多家公司向中纪委方面举报有关黑幕。
    
    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这家公司的背景，以及幕后的操盘人物。据媒体透露，该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位陈姓的女港商，早年从辽宁移民香港，容貌出众，手眼通天，人脉惊人，多间在香港、内地上市的声名显赫的国有企业，都是其合作夥伴，而且心甘情愿为其提供融资与套现。
    
    涉女港商搭天地线
    
    八年前，这名女商人曾经以一点一亿港元在香港收购一家上市公司，三年之后，一间上市公司奇怪地以高价收购这名女商人持有的大部分股份，并不断注入优质资产。单单这宗交易，一进一出，这名女商人就以一亿元投入，回收三十亿元。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高的利润，令人匪夷所思。
    
    这宗案件与去年炒作一时的公用情人李薇案，有极其相似之处。幕后都牵扯到太子党，前台都站一位漂亮的女人，都是早年从内地移民香港，并且都很低调。加上此前曝光的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案，中纪委在短短一年之内，将火力瞄准太子党，北京政坛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诡异。
    
    苏联垮台之初，俄罗斯出现了一批寡头，这些寡头多是党政高层的亲朋好友，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而中国改革开放，也诞生了一批中国式的寡头，这些人多是太子党体系，凭藉高层人脉以及幕后的权力运作，占据了行业的制高点，无论是电力、电讯还是金融行业，比比皆是。他们掌握的大型公司，表面是国有，但实际是个人的钱包，以各种所谓的收购、重组，将国有公司的财产，巧妙地转入家族企业。
    
    今次邬建平案，便有类似的背景。邬建平作为一个厅级官员，案发后左右为难，不交代难过关，交代了幕后黑手也不会放过他，倒不如一死了之，还赢得一个忠肝义胆够朋友的「美名」。
    
    中国式寡头今次遭遇滑铁卢，折射出政局的变幻，有关部门或许只是敲山震虎，让太子党适可而止，知好便收，尤其是警告他们不要继续干政，安插人事。

    　据国内一家媒体报道，在不久前结束的全俄教育工作者会议上，俄教育部门推出了一本名为《俄罗斯历史（1900-1945）》的教科书。在关于“大清洗”的章节中，该书认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促进国家的工业发展，而且最终成为了解决人民经济问题的合理工具。关于“大清洗”中的遇害人数，教科书认为应该对这个数字进行重新统计，并且认为应该只计算被判死刑和被枪决的人。专家认为，如此一来，那些在劳改营和流放过程中死去的人就将不被计算在内，“大清洗”的规模就会被缩小许多。
      
    　　我不知道这一说法是否代表了目前多数俄罗斯人的意见，即使代表了是否也只是一种情绪性的反映。我知道的是，2007年10月30日，苏联大清洗70周年之际，当时的俄罗斯领导人亲自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声音颤抖着说：“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关于大清洗的数字统计，俄罗斯1991年10月18日通过的法律明文规定，“大清洗”受害者包括在那场运动中遭到政治迫害、被强制关押进精神病院、被流放和被关进劳改营的人员。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是一场由斯大林发动的镇压反对派运动，在这场镇压中，几百万无辜者被迫害致死，许多国家上层官员被处决，几乎整个军官阶层被消灭，其中4万余人被清洗，1.5万人被枪决，包括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这一后果直接导致二战初期苏军遭受重大军事挫折，损失1100万人，整个苏联损失了1/7人口。尽管苏联人民对于二战胜利居功至伟，但如果没有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互相支援，很难想象苏联能独自战胜纳粹德国。   
    
    　　为斯大林辩护的人常说，他的清洗政策使苏联从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跃升为一个强国。但国家强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人民幸福，而不是使人民遭殃。说到底，历史是没有目的的，其进程即是人类生活本身，如果说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需要国民付出巨大代价，前一代人为后一代人做出牺牲，这是荒唐的逻辑。人是历史的主体，不是历史的工具。如果说国家强盛是为了抵抗侵略，那么1939年的苏芬战争和波兰卡庭事件，以及后来的入侵阿富汗则恰恰不是如此。由此看来，国家强盛本身不是一个最高的目标。历史上所有的帝国都可以说是一种强盛，但这样的强盛往往是一种强权，却未必是国民之福。   
    
    　　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一个历史学家应当具有以人为本和基本常识的眼光。所谓胜利者不受谴责，这是一种强权的逻辑，千百万古拉格群岛的过来人不会同意。强国之路有很多种，至少不必如此杀戮自己的国民，表现毫无必要的残酷。关于这一点，俄罗斯领导人曾在去年的纪念会上说道：“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   
    
    　　问题的症结正在这里。选择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道路去实现国家富强，实行法治还是罔顾法治，尊重经济规律还是忽视经济规律，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刻原因。历史证明，蔑视人类的基本价值，诸如生命、人权和自由，这样的强盛即使能够实现，也是短暂的、表面的。比如苏联的强大就只是发展出畸形的军事工业，商店里日用品却空空如也，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实际上，70年前的大清洗就已经埋下了苏联解体的祸根，这并非完全由于东西方冷战的原因，也是只顾强国不顾民生，造成国民心灵创伤难以痊愈的结果。
    
    　　大清洗开创了一个国家对自己人民实行广泛的政治迫害的先例，成为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留下的历史苦果，俄罗斯人民仍在品尝。今天，俄罗斯人仍在思考、争论，未来走什么道路应当由他们自己做出抉择。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上说“司法不要搞神秘化 ”，而就在同一天，轰动全国的上海杨佳袭警案却在上海二中院秘密的进行着，甚至连央视都不能入内，彻底粉碎了“司法不要神秘化”的谎言。
     王的讲话强调“强调严格依法办事，铁面无私，维护法律尊严，但不能与群众冷眼相对，不要搞神秘化。要大力推进司法公开透明，让人民群众了解司法、理解司法，增进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以让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 ”，但是首先“以让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都做不到，又何谈严格执法铁面无私呢。司法的不透明，不能让人民群众看得到听得到，无疑是司法程序被专制强奸的后果，这里既有本案许多不可告人的内幕，更有维护司法制度腐败的暗疮。因此，即便是秃头的虱子，明摆着，但是，为了统治者的光辉形象也只能把这种见不得光的阴谋继续下去，正象有些话必须反过来听一样，不搞神秘化，就是要更加神秘化。
     杨佳案本身的很多程序都不是公开透明的，从公安侦查不公布所有的录音资料到不具此案律师资格的律师绑架杨母，从七月份的推迟开庭直到现在有限人员参加的秘密开庭，可见中国的司法就是暗房中拉的皮筋，要你看不到，我爱怎么拉怎么拉，只给你看结果，不给你看过程。
     王的司法不要神秘化的话只能是愚弄人民的冠冕堂皇的官话，但是，就在他说出这个话的同时，杨佳案的开庭无疑给这句话做了极为贴切的注脚，成为中共49建政后中国司法史上的又一大笑料。    
     
    王胜俊：司法不要搞神秘化

    2008年08月28日 08:09:35 　来源：人民日报
     强调严格依法办事，铁面无私，维护法律尊严，但不能与群众冷眼相对，不要搞神秘化。要大力推进司法公开透明，让人民群众了解司法、理解司法，增进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以让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     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要越来越近，不能越来越远。要切实纠正司法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习气和作风，真正体现司法为民。强调法官职业化，但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人民，法官既是法律工作者，又是社会工作者。
    
     我们强调严格依法办事，铁面无私，维护法律尊严，但不能与群众冷眼相对，不要搞神秘化，应当用群众便于接受的方式，用群众语言去回答和处理问题，让群众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听得亲切。     
     
    要大力推进司法公开透明，让人民群众了解司法、理解司法，增进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以让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在发展司法民主方面，尽可能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让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知晓司法、监督司法。
    
     司法实践中，程序公正、形象公正常常超越实体公正的价值，更加受人关注。特别是随着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人们对诉讼程序适用是不是合理、公开制度落实是不是到位、法官行为举止是不是得体、判案说理是不是清晰明白、自身诉讼权益是不是得到维护和尊重、人民法院司法便民措施是不是完善等，都十分关注和在意。司法行为是不是规范、司法程序是不是合法、法官品德是不是高尚，已经成为人民群众认知司法公正的重要渠道和重要标准。要依靠严密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杜绝法官行为的随意性，注重法庭礼仪，规范法庭纪律，做到严格公正文明司法。
    
     每一名法官必须切实恪守职业道德，不接受当事人的吃请，不为律师介绍案件，不为案件介绍律师，不私自会见当事人，不在评估、拍卖中串通中介机构徇私舞弊，不插手职权以外的案件，不利用案件捞好处。
    
     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公正，二是自身。我们要抓住这两个关键词，立足于公正，着眼于自身，摆问题、查原因、拿措施，做到“公信立院”。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8月26日在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上说
     (博讯记者：云归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北京16名律师请求查处杨佳的辩护律师

     实习记者罗洁琪/来自北京八家律师事务所的16位律师，日前联名致信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上海市律师协会，请求对上海谢有明律师代理杨佳案件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处理。 (博讯 boxun.com)
    
    同日，上述律师还致信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要求紧急查处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董、陈、许姓三位检察官。因为后者强行阻止杨佳父亲聘请的两位北京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存在严重违法行为。
    
    两封举报信的起草人程海律师向《财经》记者证实了此事。这两封信以及邮寄证明的扫描件，都保存在程海律师的公开信箱中。
    
    谢有明被指涉嫌违法
    
    在第一封信中，16位律师劝告谢律师，应向北京警方提供杨佳母亲失踪的行踪线索。他们指出，杨佳母亲目前是惟一有资格为杨佳聘请律师的人（据上海检方声称，杨佳不接受其父亲为他聘请的律师），但她已失踪多日，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谢律师却于7月17日与杨佳母亲签订了委托协议，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
    
    这些迹象表明，谢律师与“控制”杨佳母亲的人，有某种默契和配合关系。
    
    另外，16位律师还请求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上海市律师协会，调查谢有明律师一系列有害于嫌疑人的言行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应当劝其立即退出本案辩护，并按照律师法、律师执业纪律对其予以惩处。
    
    16位律师强调，根据《广州日报》7月8日的报道，谢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发表了一系列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观点：比如说杨佳精神正常，法律意识强，“像杨佳犯罪情节这么严重的，一般来说，在量刑上几乎没什么疑问，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关于这些言论，谢有明律师至今没有进行公开反驳。
    
    而这些言论，甚至是在他还没有接触案卷资料的情况下就公开发表的，严重违反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纪律中要求律师审慎评论的义务。
    
    程海告诉《财经》记者，要求查处同行谢有明律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如果媒体披露的谢有明律师的一系列言行属实，那么谢律师就严重违反了律师法以及律师执业纪律，已经不再是一个合格的律师了。
    
    这样的事情对律师界的影响很恶劣，甚至对法治的进程破坏性也非常大，所以16位律师认为，对于此事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16位律师还请求调查处理，谢有明律师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和回避的问题。理由是谢有明律师现为上海市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众被害警察的工作单位和侦查此案的公安机关均是政府的下属部门，所以谢律师应当回避本案。
    
    鉴于合格的律师介入本案事关重大，媒体披露的谢律师言行，已证明其在本案中不是一个合格的律师，16位律师呼吁，应在一审开庭前完成上述调查处理。
    
    为此，16位律师建议，应在对谢有明调查处理结束时，再开始审理此案。同时，有关方面应将调查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以挽回不良社会影响。
    
    三检察官被控越权
    
    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以及上海市检第二分院的第二封信，详细描述了受杨佳父亲委托担任杨佳辩护人的熊烈锁和孔建律师，到上海市第二检察院要求会见杨佳但被拒绝的经过。
    
    在信中，熊烈锁和孔建律师称在2008年7月12日，他们两位依法接受杨佳之父杨福生的委托，欲担任杨佳的辩护人。
    
    7月15日上午，熊烈锁和孔建律师到上海市第二检察院向负责该案的陈姓和许姓检察员递交了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律师证及杨佳之父杨福生的身份证复印件。
    
    检察官对熊和孔两位律师提出三点意见，第一、他们要通过公安局落实委托人身份的真伪及是否委托了律师。第二、通过司法局要核实律师证的真伪。第三、是否聘请律师他们要征求杨佳的意见,但目前杨佳没有表示要请律师。鉴于上述情况，检察官让两位律师等答复。
    
    熊和孔律师则认为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提出了异议，但未被采纳。
    
    7月15日下午，熊和孔两律师直接来到上海市看守所,看守所警官认为可以会见杨佳，但鉴于看守所吃饭时间已到,为保障两位律师有充分时间会见杨佳,让他们明天一早再来。
    
    7月16日。两位律师赶到上海市看守所,等到接近11:00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号为005564的警官告诉两位律师，会见杨佳需得到“二分院”准许。
    
    7月16日15:00，熊和孔律师来到“二分院”。“二分院”董姓检察员向二律师出示了注明日期为7月15日的询问笔录，并根据杨佳在笔录中的陈述----“我只接受母亲为我聘请的律师，其他人聘请的律师我都不认可，包括我父亲”（大意），告知两律师不能担任杨佳辩护人，不能阅卷和会见杨佳。
    
    7月17日，两律师被告知，杨佳已于当日聘请谢有明等为其律师。就在当天，熊律师和孔律师所在的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投诉信，要求依法督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保障律师的阅卷、复制、会见权。
    
    针对以上事情经过，熊烈锁、孔建律师和其他共16名律师认为，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三位检察官，侵害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为在审查起诉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须检察机关许可；如何安排会见嫌疑人，亦应当由看守所依法办理，与检察院无关。
    
    16位律师表示，熊和孔两位律师接受杨佳父亲聘请担任其律师合法，并有权会见杨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检察院虽然有通知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义务，但无权干涉嫌疑人是否聘请律师和聘请哪位律师；检察官就杨佳如何聘请律师做笔录，并依据该笔录阻拦律师担任杨佳的律师，拒绝律师阅卷和会见杨佳，缺乏法律依据。
    
    他们还强调，熊和孔律师在要求会见杨佳时，递交了律师手续和杨父的委托书，符合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两检察员和看守所都无权以讯问笔录对抗和剥夺二律师会见杨佳的权利。
    
    另外，针对检察人员的这份笔录，16位律师共同认为，该笔录最多只能算作杨佳曾向第三人陈述的只愿意接受其母亲代聘请律师意愿的一份民事证据，而不可能是回绝杨父为聘请熊烈锁和孔建律师的民事行为本身。杨佳父亲为杨佳聘请律师，杨佳拒绝其父亲为其聘请的律师，都是公民民事行为，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无关；要拒绝律师，也应该由杨佳会见律师后亲自提出才作数。
    
    根据上述的理由，16位律师向上海检察院及上海检察院第二分院提出以下的请求：
    
    1、立即调查陈、许二检察员7月15日违法拒绝熊烈锁、孔建律师依法执业、会见杨佳的违法行为。 　　2、立即调查陈、许二检察员7月16日依据杨佳审讯笔录，阻止熊、孔二律师担任杨佳的辩护人、拒绝熊律师会见杨佳，并将该笔录违法交给看守所或告知看守所的违法行为。
    
    3、调查处理三检察官没有如实告知杨佳其父亲已经为他聘请了律师，律师要求会见他的事实（笔录无此记载）。
    
    4、依检察官法对违法的检察员进行惩处。
    
    5、查清做笔录的检察员的行为是否有领导授意，如果有授意，授意人应当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6、将调查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挽回恶劣影响。
    
    16位律师最后强调，熊和孔律师有权就拒绝律师会见杨佳的行为，起诉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和上海市第二检察院。

     北京奥运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也毫无疑问极为彪炳。这成功、这成就，也毫无疑问地建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上。首先是对京奥的投资。据北京奥运会发言人在23日宣布的数字，是3,067亿元人民币，合447.6亿美元，比早前估计的420亿美元为多。这数字创下了100多年来历届奥运投资之最。在过去29届奥运会中，只有三次是在非高收入国家举行，而中国是三次中的最贫穷主办国家（人均收入不足3,000美元，低於19届墨西哥和22届苏联的当时人均收入）。 (博讯 boxun.com)
    
    一个国民收入处於低水平的国家，却於奥运投入历届最多的金钱，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肯定不可能被民意、媒体、国会所接受。2012年奥运主办国英国属高收入国家，筹办奥运预算93亿英镑，合171.1亿美元，已被传媒与反对党痛骂。伦敦市长声言，这次特意将奥运赛场建在伦敦最贫穷的5个区，目的是希望藉奥运之力帮助这些区复兴。因此，只是藉奥运以投资社区。这样才使骂声稍减。
    
    其次，中国若不是奉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决不可能取得金牌第一、总奖牌第二的奥运成绩。与中国经济发展相近的印度，这次才破天荒取得自参加奥运以来的第1面金牌。位列G8的发达国家加拿大，这次只取得3面金牌。在加拿大，为民众提供的种种体育设施完善，人民爱运动，也不像中国民众那样要打破头争运动场。加拿大宣布，在奥运会获金牌的选手可得2万加币奖金、银牌1.5万，铜牌1万。相对於中国由国家给予金牌选手35万，加上霍英东基金会、赞助商和地方政府付出的奖金，每个中国金牌选手可得一千万，发达国家加拿大金牌选手的奖金，真是十分寒酸。
    
    中国获奖牌多，更因为用「举国体制」对运动员作精英培训，所花的钱也是天文数字，据统计每名金牌选手的投入为6亿元。这样的巨资投入去训练精英运动员，在非专权政治的国家，一定被民意、媒体和国会吵翻天了，是绝对不可能通过的预算。至於从3至5岁就进行封闭式、地狱式的培训，也不是民主开放社会所允许的。这自然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旧日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有这种夺金抢银优势，但自从社会主义体制崩解后，这种优势也就消失了。
    
    其三，京奥开幕式的假唱、假烟花脚印、假弹钢琴、假少数民族儿童擎巨旗入场的令举世惊叹的完美演出，也充份显示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二千多人的齐一动作，也只有同属社会主义体制的北韩「阿里郎」万人操可以相比。
    
    被质疑未足龄的中国体操女运动员，也只有在社会主义体制的保护下才能过关。明明外国已从网页上翻出2005、2006年两项官方文件「全国体操运动员上报注册表」，上列明「杨伊琳」的出生日期是1993-8-26，而何可欣是1994-1-1，又翻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去年11月3日的讲话，以及《人民日报》、英文《中国日报》等多份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都显示她们未足16岁，但中国官方却能亮出她们的护照作证，使国际奥委会无话可说。现在全世界的媒体与民众，大概很少人相信她们所报年龄是真实的，但若说官方护照公然造假，又超出现代文明国家人民想像之外。奥委会莫奈他何，看来只好轻轻放过。
    
    京奥成功与中国运动员成绩，固然主要是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所造就，但光有社会主义还不够，还要加一个「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增长的全国上下的拜金主义。因此，京奥的成功与中国运动员的骄人成绩，正是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加上「中国特色」即赤裸裸的拜金主义的胜利。

 

补记：
这个新建的傻x南站进站口停出租车的地方不许打车，但没有任何告示牌，也没有工作人员提醒。所以经常有送站后准备返回的人在这里苦等，终于等到了出租车也坐不上。跟铁路一样x蛋的是，出租司机常常也不解释原因，只是一摆手表示不拉活儿，导致打车未遂又不明就里的人继续苦等下一辆。南站打车要下几层楼到地下再绕几大圈才能打到，而且一路上指示牌都很不清楚，需要不断问路才能找到。很多想在奥运期间做志愿者的热心肠被官方的选拔淘汰了，如果实在雷锋附体，做好事的欲望之火焚身，可以到南站花半天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到处流动做好事，拜铁路一贯的糟糕服务之赐，这里需要帮助的人非常非常多。

请问哪里有方便易用的针孔摄像头及配套的录像设备？不求画质好，只求便携，价廉，隐蔽性强，我很想以后出门时随身携带，多拍些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见到，但是在媒体上很少见到的东西。我总觉得，如果带着这样的设备去北京站拍上一天铁路工作人员的嘴脸，随便剪剪都会特别精彩。

对了，此文欢迎转载。

 

 

     8月24日，北京奥运闭幕。总导演张艺谋说：闭幕式就是一个狂欢大party(派对），要营造一个"全人类狂欢的大party"。然而，闭幕式当晚，连中国都没有狂欢，连北京城都没有狂欢，连天安门广场都没有狂欢，何来人类的狂欢？被军管的北京城，气氛依然肃杀，一片肃静。民众被遥遥隔离在鸟巢和市中心之外。豪华喧嚣、灯火辉煌的鸟巢，仿如暗夜中的孤船 --- 泰坦尼克号；又仿如末世里的大观园，等待着曲终人散。 (博讯 boxun.com)
    
    "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胡锦涛当政期间，提出的政治口号。于是，张艺谋在开幕式中推出巨型"和"字，完成当局交待的政治任务。然而，这个"和"字，只对外，不对内。当局盛请80国政要出席京奥，却要求中国民众呆在家中，不得上街聚集，不论抗议还是狂欢。
    
    当局宁愿以领土领海与大宗采购合同相交换，达成与外国的和谐，却丝毫不愿放松对中国民众的控制，达成内部的和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原只是唱给外国人听的。对外柔软，对内强硬。强权，原只是展示给中国老百姓的。
    
    80国政要齐聚北京，见证中共强有力的统治：北京城彻底清场，持异议者，一律被关押或驱逐；任何人不得抗议；"示威专区"虚设，申请示威者，轻则警告，重则劳教；比赛场馆的观众席，宁愿空空如也，也绝不给任何人"可乘之机"；无数军警和便衣，控制了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
    
    此时，胡锦涛宴请各国政要，笑嘻嘻举杯，他要传达一个信息：中共对外没有野心，我们愿意与你们和平相处；至于极权、专制、独裁，那是我们内部的事，请你们不要指责；我们关起门来，整治自己的臣民，请你们不要过问。总之，只要你们"不管闲事"，我们就会给你们好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个我们做得到，因为我们控制了举国资源……
    
    对内宣传，又是另一种调子。把近代和当代中国的不幸，统统推给外国人，从来是统治者的一大法宝。百年奥运，当权者以"百年国耻"为题，打造百年悲情，营造百年梦想，以"凝聚民心"。然而，过去的一百年，中共统治，就占了59年，其间，中国的灾难和不幸，主要地，究竟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比如，1949到1978年的30年间，究竟是外国人不让中国发展经济，还是中共不让中国发展经济？30年的大破坏，中国经济崩溃，中国文物尽毁，中国精英受难，数千万人饿死，泱泱大国，衰落到世界末端。究竟谁之罪？
    
    "狂欢"是虚无的，"和谐"也是虚无的。说到"和谐"，要素之一，就是"平衡"。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民主政治。议会里，汇集不同党派、不同声音，代表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
    
    北京奥运闭幕之日，在美国，正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时。万人聚集的会场里，发出的，都是反共和党政府的声音，目标是取而代之。不同的声音，相反的声音，体现政治与社会的平衡。美国没有因此而陷入混乱，却因此保有令各国称羡的强大和繁荣。
    
    社会平衡，才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在这方面，中美之间的差距，又有多大？至少又是一个百年吧！莫非百年之后，中国人还要为另一个"百年国耻"而痛心疾首？
    
    不管发生或没发生什么，中共都会欢呼北京奥运"成功"，这在意料之中。只是，中共当权者心中，会以为，这是独裁统治的成功。于是，奥运之后，中共势必固守和强化其一党专制，而对任何政治改革的呼声置若罔闻。
    
    奥运会，从一个角度而言，是极权国家的"专业选手"对比民主国家的"业余选手"。苏联式的"举国体制"，让中国获得"金牌总数第一"。于是，今后，中共势必加倍耗资于"金牌工程"，否则，何以保持"金牌总数第一"？中国民众，从此背上的经济负担，有多沉重，可想而知。
    
    北京奥运，极尽铺张、奢侈、浪费。与其说展示了民族自信心，不如说展示了民族自卑感。当然，这一自卑感，来自于中共政权本身的原罪感。人民无辜。昂贵的北京奥运，与无数中国民众的贫困生活，形成截然对照。
    
    面对这个史上最昂贵的、"空前绝后"的北京奥运，接过奥运火炬的伦敦市长的一句话，足以令中共当局汗颜，也足以让中国人深思，他说：我们办奥运，不浪费纳税人的一分钱。

 

邢舟／川震伴随了舆论的自由采访，而奥运精神天然具有公开公正的内涵，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一悲一喜，两件事汇聚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对中国崛起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
当奥林匹克的圣火还在明亮的北京天空熊熊燃烧，四川大地震的重灾区，封闭的北川县城在八月十七日重新开放。八月十九日，是大地震一百天的纪念日。人们纷纷回到北川，为死去的亲人和远去的家园祭奠。川震灾难的发生与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是二零零八年的中国举国关注的两件大事。

日前，由亚洲周刊、香港大学联合举办，深圳百仕达地产有限公司全力支持的亚洲周刊人文讲座系列邀请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总策划麦天枢，在香港举行专场讲座。站在川震和奥运的交叉口，为听众们解读和反思这两件大事与中国大国崛起之间的关系。七月二十八日，可容纳三百多人的香港大学王赓武讲堂座无虚席。盛夏的阳光并没有挡住听众的热情。

麦天枢认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川震、一个努力争取来的国际交往----奥运，在中国长期封闭的条件下，这两件事都与舆论的开放有关。川震最大的背景，就是在我们身后的大陆上，面对一个大的自然和社会事件，忽然间有了现代舆论自由采访的伴随。而奥运会天生就具有公开的品质。这项运动走进中国就伴随着这样一种品质。这造成了人们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期待。这两件事一悲一喜，但前所未有的汇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情感。虽然公共性的社会情感转化为社会理智需要一定的过程，尤其在我们这个适应了长期封闭性的社会里，人所期望的总比可能得到的要多。相对于中国大国崛起的每一步，无论是川震或奥运，那都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

四川地震震出了什么？麦天枢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上，都认为震出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社会突然面对开放的舆论的时候，整个事件都没有准备。‘封闭落后的山村中的人民，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坚强与韧性，令世界惊讶。’与灾难感同身受的情绪在一段时间内是整个中国、华人社会的基本情绪，这是大家都没有预料的。那么地震突然传达出来的非灾害的、人际之间的、我们过去没有面对过的情感浪潮，很自然地冲击了所有位置上的所有人。这是一个社会通过自然灾害，在舆论开放后我们面对的后果。

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光封闭了人们对权力系统的了解，掩盖了某些错误或者不良的社会现象和权力诡计，还封闭了这个社会非常美好的社会性资源。与救济自然灾害的机制在中国的悠久历史相比，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是历史悠久。血缘家庭的情感放大到整个社会，就成为社会交往中的价值原则。中国社会过去几千年，可能最大多数的民众和社会精英阶层，情感上道德原则上是一体的，从来不是对立的。这有利于我们理解川震后整个社会立体的反应。如果有社会制度性保护的话，可以相信，会是中华民族可以长久享受的社会关怀的道德资源。

麦天枢说，自己属于那种常年在‘书房’中生活的人，他在川震中看到了‘许多作为一个现代社会走向所谓大国崛起，实际上就是走向制度性现代化的过程中，让人非常担忧的因素’。比如在灾难中的一个故事：有一位母亲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救活了她的婴儿，临死之前，她在手机上打了一个没发出去的短信，大致是说孩子如果你可以活下来，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当这个感人的瞬间在电视、网络、晚会上广为流传的时候，它的作者出现了。他说对不起，这不是事实，这是他创作的一个网络上的故事，那并不真实。

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偌大的中国非常正常，麦天枢补充说，可是问题在于事件发生后，社会对待它的态度。‘我看到的是，曾经传播了这条假消息的媒体不愿意更正它、面对它、回头再说它。最早把一个网络消息当作一个真实故事发表到有纪律约束的媒体中去的人，没有得到追究。在大陆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专门发表文章，认为不需要在这个事情上纠缠，要共同维护美好的心理氛围和情感氛围。

网络上为此发生的争吵，竟然绝大多数的声音，认为追究事实是一种添乱。’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时，就隐藏着我们在非常感人的历史段落里令人要警觉的心理倾向----道德情感、愿望的东西，高于对事实的追求。一个现代社会的最高理性就是追究和尊重事实，不被美和好的任何愿望所左右。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这个充满矛盾和动荡的社会，这种精神更重要。‘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被感动了，但是感动成了目标。美好的东西确实涌现了，但它试图变成一种宗教、裁决，变成对不同声音的拒绝。’

另一个没有得到有效理论规劝的倾向，麦天枢认为是中国在捐款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群众性干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绝对道德主义传统的民族，过去遵循的价值、社会结构、社会权利也好，或者至高无上或者死亡，它不容许一个中间的东西存在。以捐款数字为标准的社会关系，群众性干预个人行为。香港市民的募捐，应该说捐款的数字是真实的，它和个人意愿之间的关系是清晰的；但内地不是。原本美好的、来自于个人自愿的捐助过程，被迫不断修订方向，加入了不好的因素。只要是民众认为知名的，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就自然地设定了他们认为的捐款等级，如果捐不到那个数目，就万民讨伐。但其实，‘一个亿和一百元表达的情感性质是相似或者说一致的’。

追究这些倾向的背后，麦天枢感叹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数以百千计的大学，没有公众可以辨认的思想和文化权威，只有以消费娱乐的方式产生的公众明星。这些人背后没有学术和思想支撑。

麦天枢说：‘国家面临大事的时候，没有一支得到知识层认可的理性队伍来发生作用；在网络、传播的时代，我们知识教育不足的时代，没有一种成熟的声音和意见来开导和影响大众。’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麦天枢说他心里就会非常难过，‘我们表现了那么美好的公共精神资源，但是强大的情感力量，不足以修订组织化社会的强大关系。时间过去，当情感沉淀下来，我不认为社会因此就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那个变化需要的条件更综合、更复杂。这也是川震和大国崛起之间，最本质的联系’。

公正公开比金牌重要

谈到奥运会，麦天枢说他从申请到主办，他对于奥运能给中国带来多少正面的影响始终持保留态度。它当然有正面的意义，但是奥运会是什么？对中国来说又是什么？奥运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民族之间以公约达成认可的一个社会活动。参与代表了竞争，但是这个活动走进中国以后凸显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奥运会之所以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是因为它背后的四个字：公开公正。

麦天枢认为，如果想要办一届令人尊敬的奥运，一定要控制国内的利益集团非法追逐金牌的欲望。一定要在世界面前，显示这个政府、国家，内心的深刻的自尊，那比金牌更重要。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奥运会天然的内涵----公开公正，是现在的中国最需要的两样东西，也是最难达成的两样东西。办公开公正的奥运会，会让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广受尊重。

纵观川震与奥运，目前一眼可见的、对中国直接的刺激性就在于舆论开放。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对中国的新闻自由，又燃起了史无前例的激情。中国社会是否会因为地震或是奥运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麦天枢并不乐观。寻求自由的舆论是一个贪吃鬼和无底洞，一旦开放就要追求更广阔，但现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灾后重建时，公共意见和舆论就被屏蔽在核心决策之外，就是很好的一例。

但川震、奥运，是不是这样的事件，每一次积累一点，像愚公移山一样，用相当漫长的时间形成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是不是也就真的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麦天枢说，今天的我们还无法做这样一个判断。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社会，积累的矛盾，存储的风险，究竟能让我们的风险性改革拖多久的时间。即便是有中国特色的实现那一点，以多长的时间、多大的风险、多高的风险，我们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好多社会进步的因素，但这个进步与中国社会政治、理论上的根本性进展还不具备根本性的联系，还够不上这样的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