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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9 悼念柏杨先生本文已发在凯迪论坛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218616 惊闻柏杨先生今晨永远离开了我们，作为他所热爱的丑陋的中国人的一员我实感无限悲凉。中国少了一位正直，勇敢的思想者和教育家，我们的民族少了一面灵魂和正义的明镜。 记得初次看到《丑陋的中国人》时，我还在上中学，当时觉得如获至宝，因为我很快在其中找到了很多父母，邻居，老师和学校领导们的身影和事迹。以前我一直被相信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善良，最勤劳，最勇往直前，最战无不胜的。但当时的彩电和冰箱都是进口的，而国人都在忙着把自己出口到西方资本主义地狱去。我便聪明地发觉我们的信仰很蹊跷。看了柏杨的文字，我开始自觉了。于是读了一遍又一遍，还在边页上写满了自己的感想。 人自觉了，一个民族自觉了，便会自省，甚至想要自主。于是有人便开始担心丑陋的中国人们会因此自卑，以至于自毁或自灭。所以后来《丑陋的中国人》被回收了（当时还不叫和谐），而我家抽屉里那本也失踪了。以至于到了今天的和谐社会，还是有人坚信中国人丑陋到一旦自由便会自灭的程度。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当年，再看看眼前。中国人的服饰美丽多了，中国人的生活也好多了，台湾的政治甚至已经民主了，我们今天还需要《丑陋的中国人》吗? 有人相信生活好了，人就会变美丽的。我虽不相信，但也宁愿它是真的。只是我更相信不知己丑的人，是不会变得美丽的。今天大家钱多多了，豪苑豪宅多多了，奔驰宝马多多了，彩电冰箱也出口了。但贪官污吏也多多了，N奶娼妓多多了，矿难事故多多了，唯一少了的是正义，道德和良知。所以除了服饰外我没觉得国人变美丽了。 柏杨先生四十年前因为映射蒋家父子而坐牢，好在台湾今天已经民主了。但愿大陆不需要为此等上四十年，因为大陆不止今天，而是一直有人在为此坐牢。我们的酱缸还在加速旋转，陈良宇，郑筱萸之流绝对后继有人。而与二十年前相比更可怕的是，今天是全民在金钱和地位的驱使下主动地或被动地在酱缸里旋转，其中除了官员，也不乏教授，医生，教师，法官，警察。他们在变得更丑陋。 最后想引用新浪网的报道http://news.sina.com.cn/c/2008-04-29/105315450463.shtml 但愿国人都能提醒自己不要变“丑陋”。而更好的则是能知耻而后勇。 愿柏杨先生长眠！ P.S. April 28 什么是爱国这里看到一段评论很不错
你是这样爱国的吗？腐败盛行，你不骂；权贵横行，你不怒；教育之重，你不语；医疗之痛，你不忿；农村之病，你不视；下岗之哀，你不闻；专独之恶，你不问；可每每因了一些于民无甚增减，于家无甚建树，于己无甚危险的事情时，你就拍案而起了，你就热情似火了，你就冲锋陷阵了，你就上窜下跳了，你就开始爱国了！虚伪
April 24 告诉我一个不做愤青的理由 - 我们只有一个党、一个政府，我们的团结无可选择。这位同胞在德国的心情可以理解，爱国热情也很可贵，可惜最后的逻辑有些乱。他（她）若看看一些读者的评论，就会明白了。
不过这样的同胞也是应该团结的力量。 April 23 链接: 再掀思想解放巨浪荡涤陈腐 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标题好激动人心呀, 结尾更令人渴望。新华网，半月谈都是我党的和谐媒体吧。看来党内也有好同志在想事儿。
'今天的中国人渴望精神的放飞与人格的尊重，也渴望着更大的思想解放和更彻底的改革。我们将带着这种渴望和信心，去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如何回敬法国巴黎的挑衅下文试图发在凯迪论坛的http://club2.cat898.com/，但始终不见登出。联想到近日和谐风声已紧，所以把民族主义换作MZ主义，再试，还是不登。不知是否'法国'和'巴黎'也禁了。但总不能全文都用字母，成何体统。可笑，同时也是中国的悲哀！
美国伊战时法，德是反战的，并不是只考虑经济利益。因为那时是更进步的政党执政。所以我相信人类还是要有理想的，否则不会进步，中国也一样。（当然不能幼稚）
巴黎给达赖居留证儿的事儿的确有挑衅嫌疑。本没心思理他们的，也不想做助长民族主义情绪的事，但挑衅还是要还的。
下次和谐政府再暗示大家抗议法国时不妨用以下口号:
Corsica Nazione Indipendente 科西嘉独立国家 Indipendent Corsica French out of Corsica Free Corsica Pope back in charge of France 教皇重掌法国 转载: 义和团在网上看到本文，作者 佚名，连标题也不甚确定，但内容很值得读读。
天津档案网 - 《从义和团到文革》 http://www.tjdag.gov.cn/lsbl/lsbl_index_xiangxi.asp?n_id=2784
吉林市档案信息网 -《义和团：中国一百年的阴影》 http://www.jlsdaj.gov.cn/zonghe03/show.asp?id=4306
对于义和团运动，我相信很多人和过去的我一样知之甚少（确切的说只知道教科书上的几句评语），也不会认为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过，在现在这个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回过头去省视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我们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经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一、义和团的起源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二、义和团的兴旺 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镇压，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再说那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戕。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三、义和团的衰亡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保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 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四、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五、登上神坛的义和团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六、回首再看义和团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还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之后，随之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其中一种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制度等等，另一种则反对对现状做任何改变，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就在短短几年中各自登上了一次历史舞台，并且都以失败告终。这两者哪个更先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直到陈独秀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广为接受。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奴才和主人及拳师》网上看到本文，据说是鲁迅遗作，但暂时无从考证。不管是否是大师之笔，内容还是可以读读，想想的。
但现在却看不到了，不知是否被和谐了，所以抄录在此。
《奴才和主人及拳师》
奴才最近很有些愤愤然，倒不是主人打他的缘故，反是主人被打的缘故。主人自幼习武，很有些力气，家里横行惯了，昨天上街却碰到了练家子。那人是有名的拳师，一番打斗，主人不敌，鼻青脸肿而归。 外面风传争执的原由，是拳师看不惯主人欺凌奴才，所以才打抱不平；但主人自己的说法，是为丽春院的头牌争风吃醋的缘故。奴才辨不清真假，但他想，就算打抱不平，也轮不到拳师，主人打奴才是家事，外人是不容干涉的。 晚上吃完咸菜就馒头，奴才被主人召去训话，主人说：“我搞上丽春院的头牌，于你的脸上也有风光；我脸上被打的肿包，于你脸上也大失光彩。这岂是打我一个，简直是打我们一家哩！” 奴才汹汹然：“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不几日，奴才打探消息，得知拳师去外地访友，家里只有一个老妈子看门，便寻摸了一根棍子，昂然前往，排闼直入，奴才面有菜色，此时却容光焕发，英气逼人，进屋拿棍一阵横扫，无论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但凡有整个的，莫不砸个稀烂，随后大笑三声，扬长而去，临走还不忘在老妈子脸上摸了一把。 奴才凯旋而归，主人对他说：“你，很不错的。” 奴才得了嘉奖，欢喜不尽，觉得咸菜也分外香了，干活也更有劲了，逢人便说：“主人夸我呢！” 可惜好景不长。拳师回家后听老妈子一番哭诉，雷霆大怒，天天在家门口练拳，并放出话来，要复仇云云。奴才对拳师不以为然，主人却怕了。就骂奴才不守规矩，胡乱闯祸，骂得兴起，竟将奴才暴打一顿，关入了黑屋。随后备了上好礼物，找拳师陪罪去了。 奴才在黑屋里有些愕然，几乎要落下泪来，但不久也就释然了。奴才想，砸东西是应该的，但砸得太凶是不应该的，摸老妈子的脸更是可恶的；再说，主人和拳师终究还是要做朋友的，做奴才的，岂有不受点委屈的；说不定这会儿主人和拳师早已握手言和，正在一起喝花酒呢，这于自己脸上也是很有光彩的…… 想到这里，奴才便又欣欣然了。 April 22 与友人的争论和共识以下是和一位朋友的讨论，征得朋友同意发给大家。 刚和XXX朋友电话沟通，发现我们的共同点其实比分歧多。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希望中国进步。 我同意，反击西方媒体偏面误导民众和煽动反奥运，与中国的民主进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是应该分开说的。我不想混淆二者。 我们共识，西方的出发点不会是为中国进步着想，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更要自强。 XXX, 你好，
首先我想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中国好。这点很重要，或说最重要。
我们的区别可能是你更关注国外中国人的尊严和我们的孩子在国外的生活环境，而我更关注的是在国内的13亿中国人的尊严和国内孩子们的生活环境。
你发的文章我之前已经看到过，有的有道理，有的不完全同意，或完全不同意，这里不想一一陈述。其实如果你看了我写的和转发的文章，应该不会误解我的观点。
这里我可借写给朋友的email再简短重复一下。
************************************************************************************************ 联合国秘书长的不来是不正确的，他不是某国政府领导人，而是代表联合国。所以他是有义务参加奥运开幕式的。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尊重，也是对奥林比克精神的尊重。所以他不参加是应该被指责的。如果他为了表达对中国政府人权的批评可以发表响应的言论，也可以是在北京奥运期间，比如说希望中国通过奥运会更开放，更民主，像他的祖国韩国奥运之后一样。但他不来是不对的，对中国人民不公平，不友好。 至于西方为何很一致，我的分析以前说过: 1 同情弱者，藏族 2 意识形态，中国专制，强权 3 中国经济竞争，心理不平衡 4 有些人，不真了解中国，西藏历史和文化，但又傲慢，实际上是种愚昧 说西方一致，也不尽然。美国就没那么起劲，一是他们在大选，二是美国没有像德，法，那么多喜欢主持正义的人。 藏独拉萨行动自然是预谋，而德法则是借机给中国点颜色。政治利益上中国是专制，强权的国家，经济利益上是竞争对手，你想他们会爱上中国吗? 原本奥运是促进中国开放，民主的契机，像当年韩国的民主化。但他们却在大谈抵制奥运，你想他们真是为中国着想吗? 但奥运不是盛世中国的誓师大会，这样的情绪是会让全世界人反感的。 问题的关键还是只有中国人民自己才能，也才真想，把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可爱。 ************************************************************************************************ 此外我也理解和赞同你们的抗议行动，因为那的确也关系到我们的孩子们在西方的健康愉快。所不同的是我更强调什么对国内人民更有帮助。 在民族危难关头，大谈特搞内部民主运动，实在不合时宜 中国很不民主，所以我一直在谈民主。这与西藏的事和西方在干什么没关系。中国人民需要民主和人权不是因为法国，德国说了才开始的，也不会因他们不说了 你说的不合时宜，也许是考虑到现在要与西方人争论中国其实不是很不民主，中国也不是很不尊重人权，因为中国人已有生存权了。 因此现在来批评中国不民主，不尊重人权不合时宜。这个我真的不关心，因为我不会，也不想这样去争论。一来，我的批评不是给西方人听的，二来，我不会为了自己心里感觉好些而去美化什么。因为那对中国人民，至少对国内人民没有帮助。相反如果中国更快地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对于你关心的国外华人的生活环境也会有帮助的。至少我们都可以更为自己的国家自豪。也因此我始终和随时关心中国的政治进步。
但借口民主和人权而大谈抵制奥运则是我坚决反对的，原因上面提到，不重复了。奥运与民主，自由是两件事。西方人搅在一起说不对，居心叵测，应该反击。但我们也不要犯同样错误。中国要奥运，也要改进民主，自由，人权。
他们吹嘘的民主和人权，只不顾是披着羊皮的狼。
这点我不完全同意，我能想象你指的是什么。但这不客观，而且这种说法会误导国内的民众和青年，并给中国政府的不民主，不尊重人权辩护，对中国的进步有害。 你推荐的伦敦基金经理的一些有些论点也有这个问题。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有利益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就更是被迫以本国民众的利益为行政依据了。所以他们在世界上宣扬民主，人权是有局限的。有时甚至会以此作为借口和幌子，如伊战和现在抵制奥运。但中国的政府做什么，则不都出于中国人民的利益。
我能理解国人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强权攻击又投诉无门时，会去怀疑西方民主，自由的理念。但你静心想想你在西方的基本民主和人权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你可以去游行抗议，可以写作投稿，可以串联集会，可以罢工罢市，甚至可以骂街。虽然他们可能找理由为难你，你不必担心政治上的迫害，甚至去坐牢。而国内的人民要为此担心，因为有人在为此坐牢。另外，即使是我们这些外国人，如果你是德国，法国公民，你下次大选时千万别再选Merkel或Sarkozy了。到大选时也别忘了再组织游行反对Merkel或Sarkozy。相比之下，中国公民只能从和谐媒体上得知胡总又全票当选三冠核心了。而令我本人最震惊的是贾贾贾总竟然也绝高票连任人大主席。
所以我说，我们在国外行使自己民主权利和享有人权的同时，不能去误导国内同胞，而间接地美化强权和专制。这样是对国内人民不负责任的。 我想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其实都知道我说的区别，只是有时因久远了，或是时势的需要，而无意间忘怀了。否则不妨设想一下自己组织到天安门游行抗议法国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什么。 因此我说 - 因为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热爱自由，崇尚民主的，所以我们才愿意来国外享受民主和自由。 这里不妨参考一下鲁迅先生的《奴才和主人及拳师》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203373 简单的中国人的良知
才更应该想想中国百姓需要什么。他们要民主监督的权利以抑制腐败的横行。他们要自由的媒体已得知哪条河，哪个湖，哪种鱼或哪种米有毒，或是哪种病毒在哪出现。他们要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以不必担心与谁说话，说什么话，或是收到谁的Email。他们要游行，集会的权利，以抗议矿工的死亡和官员的长年无为。即使是现在一些民众对西方媒体的抗议，也要得到和谐政府的认可和暗示。而今天起，胡总已经向大家暗示，'抗议到此为止，下不为例了。'你也许也注意到了，今天所有和谐媒体上'法国'和'家乐福'已经消失了。这是我们的和谐社会如何运作。 我的良知是我最，甚至是只关心什么对中国人民最有帮助，也就是什么能使中国更进步。至于西方人说什么，干什么，是次要的，我不最关心。正确的，有帮助的，我们应该听，应该学。不正确但无碍的，我不理，也不care。有害的，敌对的，我当然迎头反击。
但关键还是要中国更可爱，中国人民在自己国家要有尊严！
那时也许我们的孩子甚至更愿回中国去健康快乐成长。 祝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om: XXX Sent: Dienstag, 22. April 2008 14:44 To: XX Subject: FW: 一个基金经理的自白-兼论中国人的底线 Importance: High 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揭穿和化解列强的欺凌，争取中国人和西方民众相互理解，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对不对？
对抗，只能两败俱伤。 这关系到华人的尊严，奥运经济成功与否，中国的发展步伐，千千万万工厂能否正常运营，关系到13亿中国百姓的现在和将来。
在民主危难关头，大谈特搞内部民主运动，实在不合时宜，因为列强的用心，不是帮助中国，而是唯恐中国不乱。他们吹嘘的民主和人权，只不顾是披着羊皮的狼。
X兄，思维丰富，文笔精彩，要是能为亿万华人说说公道话，必将赢得更多人的尊敬；相反，很多老朋友将越来越难理解你的高论。
只有西方和中国的民间交流越来越多，中国才能长治久安，中国人才能真正被理解被尊重。这工作，很必要，很紧迫，很艰难。
这席话，绝对不是共党的教导，而是简单的中国人的良知。
我希望，我的儿子当然还有你的儿子和所有寄人篱下外国孩子们，能在公平正义的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而不是在鄙视，围剿的压迫中挣扎。
April 20 己所不欲，勿加于人！这也是一家之言，也许多数描述是真的，但我们不确切地知道，因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媒体可以报道西藏的事。朋友发给我一个藏人写的'真相'，也是一家之言，不知真伪，所以没有发给大家。但我可发给你做参考。而我自己分析所唯一确信的则是，这次拉萨事件是有蓄谋的要在奥运前挑衅,以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一点无可质疑。为什么是49年纪念，而不是50或48年? 西方媒体从不问这个问题。
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没有自由媒体的尴尬和危害。
另一点思考则是，即便作者描写的是事实，但作者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犯了文化沙文主义的错误。
因为在西藏这个地方，教育太落后了，藏族的文化太落后了，這也是他们为什么如此虔诚的信仰神灵的原因，
西藏，正处于一个现代文明和神权文化阶层剧烈冲突的时代。
撕开"人权""自由"的外衣，这是一场神权奴隶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每个民族和文化都有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局限性，不能用你所谓的先进去判断别人的落后，甚至是愚昧。而当涉及到文化和宗教时则更是要格外谨慎。而在文化沙文主义的逻辑下推导出的，对异己民族和文化的开化和统治的权利则完全是荒谬的，甚至是野蛮的。
按此种逻辑，西方列强对于腐朽的满清王朝的鸦片战争也可以看做是封建制度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西方人在中国通商，建铁路，办学校等等也可被视为对落后民族的开化。
处于同种逻辑北美和澳洲的原住民已基本被欧洲殖民者灭绝了。
也同样出于此逻辑，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号称给伊拉克人民带去民主。而导致伊拉克人民至今的灾难。
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进步，根本上是要靠这个民族和文化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的。外部的帮助和启发是需要甚至是必要的，但非藏族人没有权利居高临下地把自己的所谓现代文明强加与所谓文化太落后的藏人。任何出于这种心态和逻辑的行为和政策都不可能得到藏人的认可和赞同，更不用说赢得他们的心了。
正如多数中国人号称不喜欢西方人居高临下地批评中国没有民主和人权一样，像本文作者这种思维只会加深双方的矛盾和偏见。这对包括藏族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不利。
己所不欲，勿加于人！
转发：我们如何面对西方文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这个网站也不错，不知是何背景
1、世界上各种文明都属于地球文明，全球化进程将使人类形成新的普世文明，中西文明将成为这个普世文明内部的两个亚文明。
2、个人主义使西方文明成为强势文明，西方文明影响的结果是使其它文明越来越个体化，随着社会的个体化，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宪政都会接踵而至。
3、没有历史传统没关系，借助于现代文明的其它条件，现代的民主宪政照样能够创造出来。
4、将西方文明的精华学到手，就成为我们文明的一部分。
西方文明这个幽灵已经纠缠了我们一百多年，面对它，我们爱憎交织，既绕不过，也躲不开。我们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对外交往的荣辱，往往与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它有关。
在这里，我尝试着从一些新的角度去认识它。
1、中西文明同为人类文明的亚文明
今天的世界上，并存着若干文明单元，它们是人类最大的文化认同单位。
如果仅着眼于人类内部，我们会发现各个文明间的巨大差别与冲突，因为每个文明都有自己强烈的个性特征；但如果着眼于人类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文明的共同性，无论有多大差异，我们都属于人类文明。假如真的存在外星文明的话，与它们相比，我们同属于地球文明。我们有共同的感受、情感、审美观念、价值选择。因为大家都属于“人”，所以，文明的共性必然超过个性。因为人性相通，所以各个文明有着共同的根源，能够相互理解、沟通和融合。
不过，在全球化开始之前，所谓人类文明的共性或普世性只是潜在的或自在的状态，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有限的和局部的，人类一体的观念也只是偶尔在人类思想的星空中闪过。从15世纪末起，西方文明开始向外扩张，将全世界都卷入全球化的漩涡。它渗透或重新塑造了其它文明，改变了它们特定的发展轨道。全球化的发展，指向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普世文明，它不仅意味人类文明的共性成份极大增加，相互渗透，差异缩小，还意味着追求普世价值成为人类自觉的选择。于是，普世文明由潜在的发展为显在的，由自在的状态发展为自觉的状态。
今天，普世文明已初显端倪，其主要表现就是当代人类普世价值的形成。尽管人们对普世价值有不同的理解或概括，但没有人能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人类能够和平地相处、交流、交往、合作，它本身就是普世价值存在的证明。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逆转，我们就得承认，未来的人类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文明，其中人类的普世价值处于主导地位，原来各文明的差异处于次要地位。在这个统一的人类文明内部，原来各个文明降为亚文明，而每个亚文明内部还有次一层级的亚文明。
这也许为我们认识中西文明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中西文明都属于人类文明，是地球文明的两个亚文明，我们共享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虽然我们有许多差别，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这种差别会越来越小，最终，这种差别也许并不比我们文明内部的亚文明相互之间的差别更大。历史上，每个文明都是整合吸纳了许多亚文明之后形成的，在未来，它们将被整合入统一的全球文明之中。
2、西方文明的影响使社会的个体化不可遏止
令许多国人感到不爽的是，这个全球化进程是西方主导的，而正在形成的普世价值大多带着西方文化的印记。
的确，全球化进程也是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普世文明逐渐呈现出来，因为现代文明就是普世文明。而现代文明的理念基础、技术手段、组织制度形式和生活方式，从整体上说，就是西方人创造的。到今天为止，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于现代文明的创造很少贡献。所有非西方国家都是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和影响后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在其现代化进程中，还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后续冲击波的冲击。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西化。
当我们被西方文化冲击得头晕目眩时，我们要问，这种情况怎么会发生？为什么我们古老而规模庞大的文明不能在现代文明的创造和发展中处于主流地位？是什么使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
是个人主义。这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也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或主干，西方文明的其它要素：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宪政等，都是由这个主干伸展出来的枝杈。
所有的文明在形成和演进过程中，都构筑起形形色色的压抑和围堵个人的文化堤坝或堡垒，否则，有秩序的、文明的社会生活就是不可能的。于是，为了社会整体，就将个人非法化了。西方文明在演进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新的调整个人与社会整体关系的方式，一种新的组织社会的模式：它一方面承认个人欲求的合法性，同时使有秩序的社会生活还是可能的。
我们看，所谓自由、平等和人权，表达的是个人的社会政治诉求，是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期望；市场经济使个人的经济欲求合理化并予以规范；民主是对个人的尊重，承认个人权力欲的合理性，以点人头代替砍人头的方式解决权力竞争问题；宪政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点的制度设计；文学艺术是个人体验、情感、意志、理想等的表现或表达；宗教是个人的灵魂拯救；科学是实现人的精神价值、满足人的好奇心的求知活动；而生活方式是个性的展现与发展。总之，西方文明就是承认个人，解放个人。它是以个人为基点构筑起来的文明。
西方文明的强势，源于释放个人的巨大诱惑和由此展发出来的能量。当这样一种文明与其它文明相遇的时候，对其它文明就产生了“释放魔鬼”或“拆除堤坝”的效应。人的内在欲求与西方文明对它的招唤（诱惑）里应外合，共同瓦解了其它文明数千年精心构筑的文化堤坝。所谓西方文明的扩张和渗透，其具体表现就是解放个人，使其它文明越来越个体化。这个趋势不可遏止，不可逆转。
只要社会的个体化不可避免，且日益深入，生长在个人主义基干上的其它社会效应就会接踵而至。人们会越来越要求自由和平等，越来越在意自己的权利，社会也越来越趋向于民主和宪政。
试设想，今天中国的年青人还能否压抑自己，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过四代同堂的生活？能否忍受由父母包办婚姻？女性能否接受传统的男尊女卑？不能了，这就是社会个体化的结果。西方的价值观念一旦渗入，被压抑的个性就被释放出来：人们要求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双方排它性的相互忠诚），这是社会个体化在家庭私生活中的表现。民主是什么？它是社会个体化必然在公共事务上的表现。人们终有一天，要求承认每个人是共同体平等的成员，在涉及自己命运的公共事务上有平等的参与权，不能容忍别人包办。也就是说，要求在公共事务中得到尊重。政治民主与自由恋爱其实有同一心理根源，即个人要求平等、自主和得到尊重。不同在于，一个表现在私人事务上，一个表现在公共事务上。
3、借助于西方文明带来的横向资源建设现代文明
人们会说，中国与西方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是气质迥异的两种文明，我们如何能够接受源于西方的价值呢？
的确，中西文明的差距是巨大的。两者本来是走在一个平行的轨道上，如果不是西方文化的扩张，两者或许永远也不会相交。
可是，西方文化向外扩张，把全世界都卷入了由它掀起的这个漩涡，遮断了中国文化正常的进程，使其被裹挟着进入这个漩涡之中。自从西方文化兵临城下，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迷茫、醒悟、愤懑、挫折，尽管一步三回头，跌跌撞撞，但毕竟已经远远地告别了传统社会，走在了建设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改革开放30年的经历告诉我们，以健康的心态认识和对待西方文明，才能使我们古老的文明焕发出现代的活力。它也证明了一个道理，无论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多大，由于两者都属于人类文明，根源于共同的人性，所以，两者是可以交流与融合的。
更重要的是，形成西方现代文明及其诸要素的原生性条件，并非其在其它文明中出现的必备条件。
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部各要素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现代文明的每一个要素都成为其它要素的条件。所以，没有历史传统没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于现代化创造的其它条件，借助于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支撑。只要个人被解放，个人在成熟、在成长，现代文明的一系列成果都会从中结出来。
像民主、宪政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的确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撑。这构成我们建设民主宪政国家的一大难题，但却不能构成绝对障碍，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资源可以利用。比如我们现在建起的市场经济就是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支撑条件。人们在市场经济下生活，从生活经历中产生的自然的情感、态度、意识，产生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诉求，就会与民主宪政产生共鸣。一个人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行为习惯，使个人成为负责任的独立个体，相互平等相待，其行为比较理性，善于讨价还价和妥协，能够维护和表达自己的利益，也了解和尊重他人的利益等等，市场教会他这些，而这种行为方式是与政治民主合拍的。市场经济是人们竞争经济资源的一种机制，而民主是权力竞争的市场化。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很容易转变成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所有进步都在为民主创造条件，社会在变，人在变，人心在变，指向的就是以民主的方式来分配政治权力、做出公共决策。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也必然要求限制、规范和监督国家权力，也就是说，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宪政制度。所以，历史上没有传统没关系，借助于其他条件，现代的民主宪政照样能建立起来。
4、将西方文明的精华学到手，就成为我们文明的一部分
世界文明史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文明间的交流融合，从来就是文明生命力的源泉。纯粹的文明必然是落后的甚至是怪诞的。
正因为文明的交流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所以，人类曾经创造过的重要的文明都含有异质的成份，都不是纯粹的单一的文明，而是复合型的文明。农业文明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工业文明产生于西欧，信息文明创生于欧美，然后它们传播到其它文明。
改革开放使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谓改革就是向西方主流文化学习，开放主要是向西方社会开放。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我们对西方文明的种种要素能够立足于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取舍，而不是为拒绝而拒绝，为了面子而拒绝。一个多世纪以来，为了面子，我们已经付出了无数的代价，它只给我们留下一条教训：死要面子的结果，是把脸丢尽。如果说因为我们没有创造出现代文明使我们没面子，那我们也只能通过成功地将其学到手来挽回面子。接受现代文明的主流价值使我们成为文明社会受尊重的一员，而拒绝它才会自我边缘化，甚至蜕化到野蛮、蒙昧甚至怪诞的状态。
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许多人的一大心结，就是担心我们民族自我迷失。脱离原来的发展轨道，使我们患上一种现代化的眩晕症。在每个历史时期，我们都会抓住某种东西，认为那是我们文化之“本”，民族之“根”。我们极力抓住它，似乎那是我们命脉所系，惟恐西方文化将我们连根拔起。
19世纪的时候，我们认为“三纲”就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就是所谓的“本”。“无君无父，禽兽也”，这曾是中国人的共识。后来，我们丢弃了“三纲”，可是，我们的根还在，中华文明还在。
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官方理论强调在西方文化威胁下要突出维护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说西方人要搞和平演变，搞西化，颠覆我们的制度和瓦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个是一夫一妻的家庭模式及其伦理，说西方家庭解体，两性关系混乱，道德沦丧。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东西都不是中国本土的，而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某种东西，经过一两代人，就忘记了它的源头，将它当成我们自己的了。如今，前者被表述为“中国特色”，后者被视为我们的传统美德。这就像《红楼梦》里所说：“反认他乡是故乡。”
是别人的，我们学来了，用久了，习惯了，就成为我们的了。想想佛教是怎样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从而丰富了中华文明内涵的？想想在我们今天的民乐队里，有多少乐器来自其它民族？同样道理，我们这一代人建立起民主宪政，再经过一两代人使其扎下根来，我们的后人就会骄傲地将其视为我们的。
我们的文明中融入了民主宪政的要素，难道不好吗？
什么是中华文明的根脉？这个根脉不是某种僵死的东西，它是历史地形成的，根据环境变化和生活的需要不断调适变革、并通过吸收其它文明的养份丰富和提升的。它不会丢掉，只会升华。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转贴: 在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标题是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很喜欢，喜欢它的丰富涵义，就用它做了标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克里希那穆提《最初和最终的自由》，于自强、吴毅译，史芳梅校，第147页，我读到了这句话："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争斗，一起消失。"接着，在同一页，我读到了这句话："当智慧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才会消失。" 早期的哲学家和立法者，例如洛克和边沁，列举过人类的数十种主要情感，其中没有"民族主义"情感，虽然这种情感在中世纪晚期或近代初期就已经萌发。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才变得强烈起来的，伴随着"上帝之死"和"民族国家"的崛起。为什么现代人会有民族主义情感？克里希那穆提的回答最为直截了当："对那些觉得自我扩张是重要的人来说，与更大的东西认同，在心理上是一种必须"（中译本第146页）。因为你觉得渺小由此而觉得自卑，所以你自卑的灵魂要寻求与一个更大的"自我"结合，那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哈耶克反对"集体主义"，因为就他的经验而言，从未有过什么"集体智慧"，在有集体主义的地方，只有普遍的平庸。许多学者认为，哈耶克的经验与判断或许可从日本人在1960年代以后的"奇迹"得到修正，虽然我对这一点持着怀疑态度。因为即便在日本人的经验中，创造性的源泉也仍然来自个人。对人类头脑而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重要的思想和理念总是在单个头脑里形成的。对话与社会交往对思想和理念的形成极端重要，但它们仍是外在的，它们无法代替单个头脑里发生的创造性过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集体主义"？因为，我觉得，只要还有个人主义，就一定还有集体主义。在中文写作中，我不能认同任何一种"主义"。虽然，注意，在英文写作中，哈耶克鼓吹个人主义----他在一本重要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第一章，向我们解释什么是"真的个人主义"以及什么是"假的个人主义 "。考虑到中文和英文在阅读和理解方面的重要差异，我不反对哈耶克鼓吹"individualism"就如同我不反对阿罗和布坎南提倡"方法论个人主义" 一样。与英文不同，"主义"在中文里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个体性确实日益凸显，从最初发生的细胞群落，到植物（集体主义的原型），再到动物（个体主义的原型），最后到信仰更高级存在的个人。物竞天择，我们看到个体性越受到尊重，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就越可以成功繁衍，直到今天，个体性最受尊重的人类群体，已经覆盖了地球，开始向地球之外繁衍。与此同时，请注意，群体内的每一个体的智慧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级。这意味着，智慧程度与个体性受到压抑的程度之间呈现负相关性。 自由（freedom），最初的起源应当是另一个单词----"自性"（autonomy），源自希腊。自性意味着独立和自治，因此与"个体性"（individuality）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拉丁语传统内，自由就是个体性的解放，从受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惟其如此，"自由"才从"autonomy"转化为语词"freedom"----解除奴隶契约，使其成为"自由人"。 自由了的个人，可以有更高的智慧。以上是西方人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能够告诉我们东方人的看法，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看法。在我们东方人的经验中，事情总要被弄得更微妙也更复杂一些。例如，我们对集体主义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情，这种复杂的心情让我们既不希望抛弃它也不希望鼓吹它。又例如，我们对个人主义持有类似的复杂心情。总之，我们被我们所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各种力量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如何是好。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我们总要借助于传统智慧，寻求中庸之道。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什么是中庸之道呢？这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很愚蠢，因为，在他们的演化经验中，怎么会有人要寻求"智慧" 与"愚蠢"之间的中庸之道呢？亚里士多德会嘲笑说：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 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思想家，用英文向西方人布道，深得诸如赫胥黎爵士这类西方思想家的推崇。印度文化与我们中国文化之间，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亲缘关系 "，于是一位如此受尊重的印度思想家的布道很难被任何一位中国人说成是完全来自西方文化的，虽然，我们也明白，印度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古代伊兰人占领恒河流域之后）仍属于"两河文明"，与另外两大古代文明分享同一起源。关于这一看法，我存有一丝丝怀疑，因为我喜欢想象，我希望将来考古学家能够发现，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之间的交往，曾经密切到不可忽略的程度。 不论如何，假如我对西方人的演化经验表示了怀疑的话，那么我更愿意相信克里希那穆提的经验。而他的经验之一，如开篇所引，就是他相信凡智慧程度足够高级的地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不复存在。这一看法的等价表述是：当群体内的个体平均而言足够愚蠢时，就涌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 斯密和康德，先后表达过"世界公民"的理念。这一理念最初来自斯多亚学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它是"基督教的舅舅"，以它自身的传承，它影响了斯密，以"舅舅"的身份，它影响了康德。 [转贴] 思想解放运动应当遵循“两真”原则杜光：思想解放运动应当遵循“两真”原则 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以真理标准问题为主题的全民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个人迷信，扫荡了各种思想障碍，使改革开放得以突破部分干部的怀疑、责难和反对，胜利前进。现在我国社会又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转向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这是一个更为艰巨的转折，一个更加伟大的任务，它迫切需要开展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将荡涤阻碍改革的两大因素：一是列宁斯大林的假社会主义及其形形色色的中国变种，二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它的衍生物奴隶主义。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的健康发展，使改革有一个牢靠稳固的思想基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应当遵循“两真”原则：揭示真相，探讨真理。 揭示真相，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却由于真相不明，无法总结吸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许多后果严重的失误。与大张旗鼓地广泛宣传的成就相对照，失误却往往轻描淡写，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甚至长期被掩盖起来，不许讨论，不许报道。这样，人民就无法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就不可能从那些历史失误里吸取有益的教训。历史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它可以从已经过去的事件的是非得失中，照出今后前进的道路。五十多年的历史表明，许多造成严重后果的失误，都根源于政治体制的毛病，这些毛病，又都是斯大林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只有揭示过去被掩盖的历史事件的真相，进行深入的剖析，了解这些意识形态的毒瘤是怎样通过政治体制毒害中国人民的，才能找出疗治的良药。这也就是说，只有揭示真相，才能发现体制性的缺陷所在，找准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着力点。 探讨真理，是因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有着太多的伪真理。这些由斯大林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杂糅而成的伪真理，至今仍在统治着指导思想，弥漫于民间，成为一种顽强的传统观念。这些传统观念不突破，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化，更谈不上政治体制改革。例如，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多次说我们还没有搞清楚，现在搞清楚了没有？有谁能说自己已经搞清楚了？没有搞清楚，就需要大家来探讨。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所以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而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制，现行的等级工资制就是按劳分配。这是完全错误的。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是指劳动者在集体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中，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就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没有个人所有权的经济形式，像现在的国有企业那样，虽然号称全民所有制，但是工人没有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不能参与管理、监督和分红，就不是公有制经济，实际上它只能向官僚所有制发展，这是当代最落后的经济形式。至于按劳分配，指的是剩余价值在劳动者之间，按照他们的劳动贡献来进行分配。劳动者的工资属于交换方式，它是资本与劳动力进行交换的产物，不是分配方式。另外，这种交换行为发生在生产活动之前，而分配行为则只能发生在生产活动之后，有了利润，才有可供分配之物。工资制盛行于资本主义社会，按劳分配却只能在生产高度发展、劳动者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才有可能实行。所以，工资制和按劳分配完全是两码事，把工资制说成是按劳分配，是一种张冠李戴式的误会。这是经济领域需要探讨的问题。在政治领域，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更多了，如：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民主是否有无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之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之别；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是否适用于中国；一党专政与多党制孰优孰劣；如何实现政治权力的制衡与监督；怎样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党内民主对政治民主化的意义；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充分的探讨，理清理论是非，才能有效地改革政治体制，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康庄大道。 要揭示真相，探讨真理，需要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新闻出版自由。真相往往掩盖在一些扑朔迷离的假象之中，而且，往往还由于某种政治需要而被歪曲。加上新闻出版缺乏报道与反映真相的自由，因此，民众所能了解的，只能是被歪曲的假象，甚至某些执政者也为过去的宣传所迷惑，不能从这些事件里吸取教训，提高认识。至于探讨真理，就更需要新闻出版自由了。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许多问题只有经过反复论证、辩驳、琢磨、切磋，才能得窥真理的庐山真面。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管他主观上是真心还是假意，就这个原则本身来说，还不失为一个明智的方针。遗憾的是，从毛泽东提出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方针依然还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以致许多历史事件的背景和过程，许多理论思想问题的是非真伪，都仍然模糊不清，可以说是假象多于真相，谬误多于真理。真相和真理的缺失，使人们既不甘于忍受落后的政治体制所带来的各种患难与痛苦，却又找不出摆脱这种困境的道路。只有开展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新闻出版自由的条件下，充分地揭示真相，自由地探讨真理，从中寻求改革政治体制的最佳方式，排除万难，才能把中华民族引上均衡的、平稳的、健康的发展之路。这是符合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图景，希望执政当局高瞻远瞩，引领中国人民，走历史必然的光明大道，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008年3月19日在《社会科学报》社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April 19 转发: 爱国是让国家变得更可爱只有尊重本国公民权利的国家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也才是真正更可爱的国家。 先是在凯迪论坛上看到转发下文，http://www.cat898.com/Infolook.asp?bclass=1&id=63111 http://www.xkb.com.cn/view.php?id=236762 给人民关心的权利和渠道我的确不觉得我的诉求是只是中产阶级的事情，因为它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尤其是社会下层弱势群体的利益。 正如反对日本篡改教科书时，我去走了六个小时一样（但没有砸餐馆或店铺），180位矿工死亡时，以及俄国人通知哈尔滨市民松花江水有毒时，我都有过带上床单去人民广场的冲动。但因为政府没组织，所以没敢破坏和谐，因为我想到孩子和父母。所以你看我其实是很现实的人，不超脱人性，更没有真正的勇气。我写点文字，说几句话，还是仗着外国护照壮胆。而在国外说这些则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比起国内的朱亦兵先生，南方周末的长平先生和北大的贺卫方教授，我则实感惭愧！ 正因为这种惭愧，我更觉得也有义务，有必要，尽自己能做的来启发民众。虽然我的看法和视角也只是一家之言，但对于只有一家之言的'和谐社会'，则我这另家之言也许还是有意义的。 我那位在德国的同事说我不了解国内人关心什么。但我想，我在中国生活三年应该知道大家关心什么。只是'关心什么'和'应该关心什么'以至于'什么真正重要'不是等同的概念。而且'和谐社会'只允许人关心有利于'和谐'的事，所以大家对很多事的不关心实际也是无奈，麻木和胆怯。因为人性是先要生存和保护自己和家人，像我也一样。但很多人们不关心，无法关心和不敢关心的事，却又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环境。所以如果大家思考一下，还是应该关心这些事的。 而我渴望的，则是人民能有关心的权利和渠道。` 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热爱自由，崇尚民主的。在与一位同在国外的同事讨论中国言论自由时有过以下对话:
有什么，你真觉得那么恐怖嘛，还是因为你在国外太久?
这个问题很奇怪，也很不爱国。因为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热爱自由，崇尚民主的。所以我们才愿意来国外享受民主和自由。 收入到了一两万欧元，言论自由之风自然而然会应运而生?下文是和友人的讨论，发在凯迪论坛，谢谢凯迪。
'每个国家都对小部分的人实行恐怖主义。'
一个国家也许会对威胁其多数民众利益的人实行恐怖主义。如美国对他们所说的恐怖主义分子。但多数民众利益不等于政府的利益，更不等于统治者的利益。而何以为多数民众利益有时又是很难定义的概念，所以需要法律。在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里，是由法律来保障多数民众利益的。所以像关塔那摩那种违法的恐怖主义，实际上是违背美国多数民众利益的。
同样对于思想和言论实行恐怖主义，或是对于对政府的批评实行恐怖主义是违背多数民众利益的，即便在中国也是违宪的。中国宪法中公民是有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所以世界上也许只有中国和其他屈指可数的国家还在实行这样的恐怖主义。
'你说现在要求一个执政党去跟挣扎在贫困线附近的民众讲你这个中产阶级追求的民主，有物质基础吗？'
要民主监督和言论自由恰恰是为了挣扎在贫困线附近的民众，使他们免予轻易地被陈良宇之流夺去住所，被松花江或是太湖污水夺去饮水和健康，被矿难夺去性命。再多往回想一点，非典的教训又是什么? 那是直接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生命的灾难，而祸根也是欺骗和愚民的习惯。
民主与物质基础有关，但不是必然。比如印度就是很民主很自由的国家。我们中国人可能高傲于我们的经济（还）比印度发达些。但谁又知道十年，二十年后会怎样。而且印度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有人的尊严。（当然有人肯定会说，印度低种姓的穷人有何尊严，但那是传统文化的问题，不是政体的问题。）
'大多数的人的收入到了一两万欧元，言论自由之风自然而然会应运而生。'
此话诧异，科威特，沙特，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他们是民主，言论自由的国家吗? 民主和自由永远不会自然而然会应运而生。而需要思想启蒙和抗争。因为不民主，不自由的社会是统治者最喜爱的，这与人均收入没有任何必然关系。中国就更是如此，因为中国人民习惯了忍耐，习惯了被主宰，习惯了不思考，习惯了看参考，习惯了不说话，文革中甚至被强奸着习惯了说假话（如电影霸王别姬中）。所以中国民众更需要有民主，自由的思想启蒙。鼓励民众去思考，去诉求，去抗争。中国台湾的民主化，韩国的民主化都不是自然而然会应运而生，都要有人抗争，甚至有人坐牢。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也不会是胡总，温总，或是以后的习总，X总的恩赐。而是要国人自己去争取的。
民主化的第一步是民众的思想启蒙，为此则要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国现阶段完全可以实行的步骤。而那些动辄就用稳定，和谐，发展的大棒来恐吓民众的人，则多是在'和谐社会'的保护下牟利的人。试问是谁在告诉中国人民言论自由等于不稳定，不和谐，不发展? 美国，印度，巴西，中国台湾都稳定，都发展，也都民主，都有言论自由。难道中国大陆的人民真的那么特殊? 还是中国大陆的政府很特殊? April 13 转载：改变中国国际形象需开言禁(图)贺卫方：改变中国国际形象需开言禁(图)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汉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奥运年大型系列活动"相遇中国"于上周在柏林和波恩拉开帷幕。北大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在波恩老市政厅发表的有关中国民主化和宪政的演讲是该系列活动迄今的一个亮点。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随后就西藏、新闻自由和民主化等问题采访了贺教授。
德国之声：贺教授，您刚才在演讲的一开始开玩笑地抱怨组织者几个月前在邀请您来德国时没有告诉您，在德国主要谈的将是西藏问题。那么我也从这个问题开始。您认为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激烈反应是由于此间媒体的片面报导吗？
贺卫方：西方的反应应该说是最近这几年来，中国与整个西方之间的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表现。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首先是中国热，大家觉得中国是代表一种开放发展、走向民主化的希望。尽管中间有1989年的事件，但西方还是抱着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但是最近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也很愿夸耀这一成就，我们也喜欢说我们是大国崛起，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地展现我们的存在，这一切使得西方从对中国的赞许、热情的拥抱逐渐走向怀疑，也许积累到一定阶段，现在是一个爆发。西藏只是一个导火索。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成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奥运圣火传递期间在伦敦、在巴黎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作为中国人，您看到这样的画面，您的感情是否受到伤害呢？
贺卫方：任何重大的活动受到某种程度的抗议在我看来都是很正常的。西方国家有很多事情也是抗议不断。比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到现在还引发抗议活动，其他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也经常出现。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媒体过度解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涉及了西藏问题。我觉得中国有义务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我们需要面对几个问题，比如如何与达赖喇嘛进行更加友善的、更加积极的沟通；第二如何对待真正的自治；第三如何真正保护藏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第四如何解决汉人和藏人之间的关系。西方人很关注藏人说的他们的文化被汉化。但是如何换成一个西方国家，会不会允许一个州、一个省为了保全自己的文化，不允许其他族群去居住。我想很多国家都倡导一种更大的融合。我们要看到西藏文化需要保护的一面，但我们也要看到要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人民应当彼此融合，而不是彼此隔绝。在目前这个时刻，我认为中国应当更加开放，我们本来承诺了给外国记者更多的自由，在西藏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不应有的限制，这会带来外界更大的怀疑。
德国之声：中国在2001年申办奥运会的时候也作出承诺，在奥运会期间保证记者自由报导。在西藏事件的背景下，您认为这样的承诺还有兑现的可能吗？
贺卫方：在其他的地区问题不大。我在北京也经常接触其他国家的媒体朋友们。他们都觉得确实现在是很自由，去外地旅行以前都需要得到外办的批准，现在不需要了。唯一的一个例外现在看起来是西藏。我有点儿担心的是西藏问题会不会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障碍，一个向后拉的力量。我这几天见到一些德国的议员，我都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西方政府和政治家现在有很大的责任，如何与中国交往，不要为了迎合本国民众，一味说一些很激烈的话。这样会引发中国政府更加强烈的反弹，会激发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中国的改革进程停滞，甚至倒退。
德国之声：您在演讲中谈到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没有新闻自由，那么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下，实现新闻自由有可能吗？
贺卫方：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一直在变化。社会主义成了一个麻袋，什么都能装进去，只要加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了，而是在演变中。比如我们不叫新闻自由，我们叫舆论监督。过去是党报一统天下，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都市报，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报纸现在受商业逻辑的影响，如果不去做广告，生存就很困难。所以为了让人来做广告，就必须把报纸办好。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媒体的发展。我自己觉得现在中国还谈不上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不断地放松，这个趋势非常明显。是否迟早有一天，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宣布说，开放报禁，老百姓可以随便办报。只要你能办得起。我自己比较乐观，我觉得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德国之声：您曾经说人大缺乏合法性，您也建议共产党应当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并允许他们与共产党竞争。您发表了这样激进的言论，还能够到德国来演讲，是否也是中国言论自由的一个例证呢？
贺卫方：对，我觉得这点值得特别、特别的强调。我个人的例子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现行政府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退回到50年代，当时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判处徒刑，他们说的话远远没有我的言论激烈。我很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任何对我的压制。我在北大可以自由地讲课，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你能够将什么，不能讲什么。有个别报纸现在还不大敢发表我的文章，但还有很多报纸很愿意发表我的文章。我有一个博客，经常触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以前还经常被删掉，但最近也不删了。我能感受到社会正在朝向好的方面的变化。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而且还可以把他选下去。刚才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了台湾的民主。您说，让您感到很高兴的是，台湾的主要政治家都是学法律出身。中国的第5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也是学法律的，您认为到他们当政的时候，中国实现民主的机遇是否会大一些呢？
贺卫方：李克强是真学法律的。他是北大1977年入学的。习近平其实不是学法律的。咱们学科分配，学习马列主义的，最后拿学位都是法律系。习近平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马列主义教育的。从现在的趋势看，学文科的越来越多地走上政治舞台。过去基本上是工程师，有人说满清王朝北大荒，领导人都是清华毕业的，叫满清王朝。北大就荒了。所以李克强进入高层是很少见的。不过最重要的不是领导人的学历背景，而是整个的决策模式。如果最基本的人权、自由得不到尊重，学历变化也没有什么意义。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采访记者：张丹红 / (博讯记者：胡军) (博讯 boxun.com) 转贴 - 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南方都市报）1. 中国有希望 - 中国有这样的人
2. 中国有进步 - 这样的文章能发表
转贴 - 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南方都市报） 长平 《南方都市报》 2008 年4月3日 星期四拉萨事件发生以后，小道消息迅速传开，但是国内媒体照例噤声。连续几天，各家媒体上都只有西藏自治区负责人的简短通报和谈话。通报中，对於事件的描述只有一句：“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相当於一个标题新闻。民眾从谈话对dl集团的严厉谴责中，已经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自然愿闻其详。依循过去的经验，很多人通过境外媒体来获取更多消息。此时，几个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帖子和视频却在网上流传开来，很快就酿成了一场中国民眾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网路事件，出现了一些命名为“反CNN”、“反 BBC”、“反美国之音”的网站。 根据网民蒐集的材料，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媒体对拉萨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明显的事实错误。从新闻职业规范来看，有些错误非常低级，甚至有刻意误导的嫌疑。儘管有几家媒体进行了道歉和更正，但是失实新闻造成的伤害既成事实，难以得到中国民眾的谅解。跟任何虚假新闻一样，这个伤害首先指向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一万个真实也挽救不了一个谎言。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国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麼真相从何处来呢？ 一些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网民宣称，他们要用行动让世人看到拉萨事件的真相。这个说法逻辑不通，因为他们的行动只能让人看见西方媒体报道不实的这个真相。拉萨究竟发生了什麼？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锁消息几天之后统一发佈的新闻。对於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佈，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事实上，境外媒体大多称之为“中国政府精心编织的真相”。随后政府组织外国记者赴藏採访，他们的报道大多也没有翻译过来。由於声讨西方媒体热浪当头，即便翻译过来也没多少人相信。 愤怒仍在扩散。儘管“反CNN”网站声明，“我们并不反对媒体本身，我们只反对某些媒体的不客观报道；我们并不反对西方人民，但是我们反对偏见”，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很多网民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甚至一开始就站在相反的方向：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在乎媒体本身的立场；偏见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关键是看你偏向哪一边。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麼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緻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 一些中国民眾已经看到，虚假报道和偏见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允许充分的揭示和讨论，它们就有走向真相和公义的机会。这次网民对於境外媒体的成功反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反应的，是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製作的揭发图像在BBS上自由流传，也在 Youtube这样的著名网站上火热播放。假如这些网路媒体都受到限制，那麼揭发进程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些虚假报道对新闻价值的最大伤害，在於让很多人进一步放弃了对客观公正的信赖，而选择了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他们甚至以此为依据说，撒谎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从而对自己身边或者歷史上的谎言予以谅解。当然，一些人本来就是这样想的，这次媒体事件让他们又找到一个证据，从而去对别人宣讲而已。 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借此机会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和更深入的思考。他们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麼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像，那麼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如果我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反抗西方，那麼怎样说服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主义，加入到主流的国家建设中来呢？dl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麼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 （注：本文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週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现为《南都週刊》副总编辑。） April 07 西藏，西方媒体，台湾2008.04.20更新: 本文以<中国进步的希望>发表在了凯迪论坛，谢谢凯迪。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199716 本文原本发在以下论坛里，可惜十分钟后就不见了，大概是被和谐了，所以发在这里。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171555 看到大家热烈讨论西藏问题，以及国人在世界各地抗议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照片，觉得很感动。加上大家谈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和台湾的话题，也想表达些我的看法。 首先我想，任何民族都不会愿意被别人统治和主宰。即使统治者主观上认为自己是解放者，并且尽力给他们带去实惠。但这些都是不可能让一个民族甘愿俯首称臣的，所以统治者做的一切，都会被认为是为其统治和殖民服务的。关键是如何使自己不被理解为统治者。 藏汉文化的确有很大差别，藏人多数还很虔诚于宗教，所以我在他们眼中还能看到虔诚和质朴。而北京和上海已经是现代的资本社会了，那里的人们多数很成熟很老练了。但以这种成熟和老练去开化虔诚和质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首先要让被开化的人相信你不是出于功利，并且你的开化真的是他们需要的。 要做到这两点都很难，但我想起码这种理念是会有帮助的。当然世界是现实的，理念有其局限，否则西方人（欧洲人）应先撤出美洲和澳洲，这显然行不通。即使是西方道德先驱们也从未有过这种妄想。西藏也同样，国际法上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也希望汉藏文化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融合，共存。而且将来的中国会是一个政治开明，文化繁荣，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经济发达的社会。到那时中国会是别人向往的地方。历史上中国有过这种时期，那时的民族矛盾是最少的。 而现今全球化，信息化的冲击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是不可能再孤立于其他文化而敝帚自珍了。如何适应全球化，并保持和弘扬自身特色是汉，藏文化都要面对的挑战。达赖喇嘛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印度住所房顶上架着多部大型卫星天线，不知这是否是藏文化? 再说说我对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看法。总体上说，只要客观，属实，我很欢迎国外媒体报道些中国的问题。中国其实问题不少，只是<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要和谐。可怜百姓只能通过国外媒体的报道来提取不和谐的蛛丝马迹，如食品卫生，安全生产，环保等问题。所以我想外国媒体的报道是对中国和谐媒体的很好补充。而经过长年和谐教育的百姓是不会轻易相信谣言的，大家都知道如何对待<参考消息>。 而这次西方媒体为何如此热衷于对西藏冲突的报道，并且有不少片面和失实的报道。有些甚至是蓄意歪曲，篡改和煽动。而以德国为甚的一些西方媒体更在大谈抵制北京奥运会。我想动机主要有三: 首先，人都有同情弱者的本能。在西方人眼里弱小，虔诚的藏族，藏文化当然是弱者，是需要他们支持和保护的。而另一边的中国则是他们意识形态上一贯的对手，是专职，独裁的共党国家。一旦有冲突，他们立刻联想到当年的'六四'，他们的敌友划定就立刻很清晰了。至于这次拉萨的事实真相如何也就不重要了。 其次，西方人总体上有受到中国经济竞争的心理压力，也不排除潜意识里的嫉妒。而借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则至少可以在道义上打压中国，是一些人心理上的需求。而号召抵制北京奥运会，也有同样的动机，同时也是对北京奥运之声势浩大的一种对抗。（这里想插一句，本人支持北京奥运。支持把奥运会办成增进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增进中国社会开放，增进中国政治开明的盛会。但别把奥运会演成'盛世中国的全球誓师大会'。低调是一种美德。） 此外则是商业媒体的经济本能-最大限度地吸引眼球。既然大众出于上述两种心态有追捧此类新闻的主观倾向，那就投其所好，报道和制造新闻。即Politically Correct，又Financally Beneficial，何乐不为。至于是否客观和真实，则不是所有媒体都最关心的。 谈到这儿，不免要联想到我们的和谐媒体。虽说娱乐方面和谐媒体的运作也是完全商业化的，但时刻还要小心不能影响和谐，实在不易。现今虽听不到'路线错误'了，而且'反革命罪'也没有了，但还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前些天就听到有人被定此罪，想来一定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恶事。但只获刑三年半，看来是还没敢付诸行动，大概只是想了想，说了说而已。否则我们的司法机关是不会对其如此客气的。而既然是'煽动'则一定是通过思想和言论，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和言论本身已是罪行。我只是困惑世界上还有那些国家有次类罪名或是类似的司法机关。于是打电话请教一位很有见识的朋友。朋友马上问我最近工作如何，是否开心。我立刻感到和谐社会的伟大。。。 至于经济与政治那个是根本的问题，我想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政治又直接决定经济能否发展，二者相辅相承，无法孤立地强调某一面。中国二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改革开放，经济上解放思想的成果。若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与如今的北韩不会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势必要求政治体制的相应进步。现在好像已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而满足了温饱和安全需求的百姓，也会有当家做主的需求。 而看看台湾此次选举，则更是华人社会民主进步的希望。若说阿扁上次当选是靠欺骗和舞弊（但起码他还需要去欺骗），而这次台湾民众则不再容忍他和民进党的腐败和经济上的无能。他们分裂国家，激化两岸矛盾的图谋也被民主机制下的台湾选民们否决了。我想这首先是台湾民众的胜利，是台湾民主的进步。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进步，它的意义不应也不会只局限于台湾的。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182974&r=0&v=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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