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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mber 02

    "温家宝","胡锦涛"都是被禁止的敏感关键字‏

    忽然看到有人推荐"温家宝"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奇想http://handao.good.blog.163.com/blog/static/713043712009930111518624/ ,实在无法不加以评论。
     
    然而却屡屡碰壁,因每每被如此警告 "你发表的评论或日志本身包含敏感关键字,不允许发布!"
     
    无知间只好胡乱加些*号,以求蒙混过河蟹的触角。重复试验几十次后终于发送成功,并总结出其中窍门儿。
     
    原来"温家宝","胡锦涛"都是被禁止的敏感关键字。
     
    以下是所发评论,留作凭证和纪念。
    1:
    2005年初,温*名*家宝拉着死**难*矿工孤儿寡母的手,热泪盈眶地说,"我们来晚了。 "
    2005到2009,中国继续每年有几万矿*工遇**难,他们的家人应该感谢温*总*理?
     
    去年,温*名*家宝四川*地*震**灾*区,又一次眼含热泪负责任地告诉民众,对于豆**渣*学校政府救灾后会追查的。
    如今,遇*难*学*生家长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黄*名*琦与谭*名*作人则因追查豆**渣*学*校而入狱。艾*名*未*未和志愿者因统计遇**难学生信息而被打伤。
    神奇的国度,必有神奇的国民。即便早已心知肚明地远离,但骄傲却是永远的。
    另: *是因
    "你发表的评论或日志本身包含敏感关键字,不允许发布!"
     
    2:
    "你发表的评论或日志本身包含敏感关键字,不允许发布!"
    的问题居然处在了姓温名家宝身上。直呼总理大名,自然大逆不道,但即便在温字,家字,宝字中间加上任何*/-之类特殊符号,都仍是被禁止的敏感关键字。只有中间加上某个汉字,才能发通。很有趣,也很有挑战的,大家不妨试试看。
    姓胡名锦涛的,自然也是如此。
    只是不知博主是否觉得这种中国特色是否也应该被世界主流认同呢?
    另外如果博主真的如愿以偿,姓温名家宝得了诺贝尔奖,能否还烦请博主恳求姓温名家宝降低他名字的敏感级别,这样大家在写欢庆祝贺时,也不用费事了。
    多谢了!
    November 01

    我在监察部网站举报西门子在华行贿案的纪录

    中纪委开通全国举报网站:治贪腐靠“群众举报”(图)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10_29_4_9_49_179.html
     
    偶然在多维网上看到监察部开通举报网站的消息,我不禁十分兴奋。于是立刻进行了一下举报,这下可好了,党中央终于能够得知西门子在华行贿案了。凭借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并借由中国特色的司法之独立,我坚信在我有生之年一定会看到西门子行贿案中,中方受贿的个人与机构受到法律的审判和严惩。
     
    如果监察部门因公务繁忙,暂时无暇顾及此事的话,我会不时善意地提醒他们,只要这个网站还存在。
     
    中共北京市纪委
    北京市检察局
     
    电子邮件*:  chongsa@hotmail.com
    被反映人姓名单位: 西门子中国行贿员工,受贿公司和个人
    被反映人单位: 西门子中国,受贿公司和个人
    标题*: 西门子在华行贿案

    监察部官员,您们好,
     
    全球瞩目的西门子全球行贿案,早已稽查在案。其中中国也是主要受害国之一。西门子全球行贿案的相关稽查在美国证监会的监督下早已人证俱在。并且相关行贿和受贿人员,团体的名单也已公布于众。包括俄罗斯,希腊,尼日利亚等受害国,也早已对在本国涉案行贿的西门子主管,以及受贿的本国人员进行调查起诉,很多已执法宣判。
     
    西门子在华巨额行贿的事实也早已众所周知,德方也早已将中方受贿人员和机构的清单通告中国相关部门。互联网上也能查到。但民众至今没有看到任何司法部门对于此案进行起诉调查的报道。西门子在华行贿案,涉案金额巨大,受贿人与团体一定不是凡夫俗子。且涉及能源,电力,交通,通讯,医疗等国计民生之要害部门与行业,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对于中国民众的利益,必然都造成了严重危害。
     
    另外,互联网上有谣言声称李长春部长亲自下令不许报道西门子行贿案中方受贿人员团体名单。
     
    就此恳请国家监察部门,真正秉公执法,不畏权势,明察秋毫。对于西门子在华行贿高管和中方受贿人员和团体予以司法稽查和起诉。如此方能体现政府惩治腐败的真实决心,真正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以正视听,使谣言不攻自破,失去市场。
    中国民众拭目以待。
     
    多谢,祝好。
    普通人
     
    *************************************
    P.S.
    相关谣言:
    西门子受贿案中牵涉的那个中方人员是谁?
     
    张敬伟:西门子中国贿赂了哪些人?

    中国教育腐败的根源是什么?部长遭免职终当替罪羊

    其实教育科技的虚假腐败,不过是"河蟹盛世"全方位,全层面,全天候腐败堕落的冰山一角。专制强权加愚民禁锢才是一切的根源。在如此极端专制的体制下,何言教育独立?何言学术自由?更甭提教授治校了。体制不改,思维方式不改,换谁当部长,也都只能是徒劳。
     
    想想百年前中国现代教育之先驱,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独立办学的精神与智慧,想想当年北大翩翩教授,莘莘学子们的才华与勇气。对比一下如今犬儒于"党国河蟹"们淫威之下,垂首帖耳,明哲保身,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甚至为虎作伥的所谓校长,教授,专家们。再看看这些被穿着军装,喊着口令的学子,我们何以面对先人?我们何以谢罪百姓?
     
    这次有幸到<山东大学>参观,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操场上,校园里满眼满耳的戎装学子,洪亮口令。但其中更深刻的悲哀却是,如此粗暴践踏学府静地,摧残青年学子思想自由之专制暴虐,却已成为教授,专家,学子,平民们司空见惯的常态。无人为之惊奇,更无人为之愤怒。
     
    难怪,我们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教育,学术已堕落到何等地步?大家是否该问问这个问题?
     
     
     

    中国教育乱局难收拾:部长遭免职终当替罪羊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10_31_20_41_48_630.html
     
    东方日报报导,六十三岁的教育部长周济10月31日突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免除现职,五十九岁的副部长袁贵仁接任新部长。新华社的报道没有解释周济「提前下课」的具体原因,但网上已是一片叫好声。很明显,周济的提前离任与其职务表现相关,极可能是为近年内地教育界造假腐败成风的混乱局面承担责任。(chinesenewsnet.com)
     
    清华大学毕业的周济曾经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二○○三年接替陈至立出掌教育部长,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教育改革愈改愈乱,问题成堆,民怨滔滔。在教育部好大喜功的思想指导下,各地大学盲目扩张扩招,无序竞争,学费滥收狂涨,穷人家庭付不起学费,被老百姓称为「新三座大山」之一,与此同时,学校师资质量滑坡,造假腐败无日无之。(chinesenewsnet.com)
     
    身为教育部长的周济难辞其咎,广遭社会各界批评,成为舆论、专家、网民,甚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万炮齐轰的众矢之的。在去年全国人大表决部长人选时,连任教育部长的周济得票倒数第一,被媒体冠为「反对票王」,故今次提前卸职,成为教育乱局的替罪羊,虽是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chinesenewsnet.com)
     
    反腐不力打假无策(chinesenewsnet.com)
     
    在周济主持教育部长期间,大学腐败愈演愈烈,犹如井喷,实为中共主政六十年来所罕见,其中不少大案发生在直属教育部领导的重点大学,影响十分恶劣。譬如近期被捕的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兼总会计师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以及已被判刑十年的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被控受贿一百六十万元的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等人,都属于「教育部管理」的官员。(chinesenewsnet.com)
     
    高等学府是培养国家栋梁的神圣之地,如今堕落成腐败重灾区,而大学校长沦为贪腐高危人群,追根溯源,与教育当局急于跻身「教育大国」的假大空政策有关。这些年来,各地为实现「扩招」目标,大跃进式地跑马圈地,一下子建成六十多座大学城。期间,校长书记集官学商于一身,招标採购,大权独揽,不贪渎腐败也难。(chinesenewsnet.com)
     
    更不堪的是,这些年来大学高度官场化、学术领域圈子化,评职称、申请科研经费,不是比谁的能力大小,而是看谁的背景强后台硬,学术腐败伴随而来,大量质素低劣的论文充斥高校,教授们纷纷沦为「文抄公」,论文抄袭丑闻频传,包括不少大学校长、副校长也加入了抄袭论文之列。作为主管当局,教育部对此却採取无为而治的政策,未有组织认真的学术打假,遑论霹雳行动,身为部长的周济甚至连放狠话的胆量也没有,简直就是束手无策,放任自流。(chinesenewsnet.com)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收拾教育乱局,绝非换一个部长那麽简单。教育腐败与官场腐败同流合污、相得益彰,当局只有从体制上拨乱反正,废除校园的官僚化管理,恢复专家教授治校,才能远离腐败,真正还教育界清淨。

    为封建专制的主子们歌功颂德

    那些照片我看后,也觉得有悲无泪。这便是中国普通民众的命运,中国的民众世世代代就这么<<活着>>,这是谁的罪过?
    北京,上海,大城市的人们刚刚过点儿好日子,就已自豪到了不得了。更愚昧的是,又被喊着万岁,为封建专制的主子们歌功颂德。
     
    可爱的中国,可悲的民众,何时才会醒悟?!


    From:  [@hotmail.com]
    Sent: domenica 1 novembre 2009 3.35
    To:
    Subject: RE: 向卢广先生致敬!

    Going through these photos made me so sad... very sad... 
     

    From:
    Date: Sun, 18 Oct 2009 05:29:59 +0200
    Subject: 向卢广先生致敬!
    To:

    看看这些图片和介绍,在对比一下不久前京城上演的光辉灿烂,我不知道那些是自豪的愚昧,还是愚昧的自豪。
     
    October 30

    世间已无仵德厚,世间已无杨云峰,我们还能拿什么记念抗战?

    诚实地说,看到这两篇文章前,我也不曾知道仵德厚与杨云峰是谁。实在自觉愧为中国人!
     
    我们的民族不是没有英雄,然而我们却甚至无从得知与缅怀他们。
     
    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呢?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927417.shtml

    世间已无仵德厚,我们还能拿什么记念抗战

    仵德厚老人昨天静静的走了,今天没有见到那一家主流的媒体有报道,我说他静静的走了,是因为除了我们这些逛论坛且是愤青的人,大概许多人要问:仵德厚是谁?
      想到这个标题是因为曾被一篇文章感动《世间已无杨云峰》,当年正是记念抗战60周年,全世界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我们伟大的core还去了莫斯科,吊念了苏联的战士。而我们的国家,十多年的抗战,我们失去了数千万的中华儿女。当时我天真的想,到了八月,我们也一定会更巨大的活动,到时我们可能让活着的仵德厚晚年过得更好,可以让仙去的杨云峰妇孺皆知。那一年的九一八还真的和中秋在一起呢,多么巧到象是为了华人记念而设的时间啊,到了八月份,我们搞了个体现全球和谐的中秋晚会。
      杨云峰是谁,现在有多少人知道?
      现在同是97岁的仵德厚也仙去了。仵德厚是谁?论坛中也有不少人在问,也有高明的人在说,他是战犯。。。。昨天晚饭的时候,父亲也问我。我只说:台儿庄的指挥官,在最危急时的敢死队队长,40人剩3的敢死队长。父亲黯然了,晚饭也长时间没有说话。
      再过二年,何人再识仵德厚?
      
      我真的不怪李灯灰。人家日本还保留他汉奸兄弟的灵位,吊念死者,是我们文化中最基本的底线。我们的英雄魂归何处?我们还可以拿什么来记念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的战争?长歌当哭,泪却为谁流?
      
      (昨天是从搜狐上看到老人去了的报道,今天早了想去再看看,再也找不到了,难道一个晚上我们就可以忘记仵德厚?
      
      今早写了这么一点文字。天涯说不足五百字,不让发布,吊念一下英雄五百字是不够的,可是心里堵得慌,无法再写了)

    ***********************************************************************************************************

    http://japan.people.com.cn/2004/6/29/2004629134313.htm

    世间已无杨云峰(图文)

        97岁的杨云峰老头儿大概从87年开始断断续续要饭吃。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位于卢沟桥的抗战馆也始建于87年。抗战馆开馆初期,杨老头子就把他当年在卢沟桥上使用过的大刀捐献给了抗战馆。而且,十几年来,他不断地到抗战馆来。

        杨老头子来一次就被送走一次,而且,次次必须经过近在咫尺的卢沟桥。

        卢沟桥是八百年前的桥,有乾隆皇帝的题字,因七七事变而名扬天下。

        今天,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日又向我们走来。67年前的卢沟桥事变是改变中国社会、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67年前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开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在亚洲战场上的开始。自67年前的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社会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儿女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形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七七事变之后,中华大地上到处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经过英勇奋战,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赔款割地连连失败,惟独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

        应该说: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新的一页,就是在卢沟桥上翻开的。

        那么,亲历67前卢沟桥事变的抗战老战士现在都怎么样了?

        我于五年前采访过的,97岁的抗战老兵杨云峰先生于6月11日,在贫困之中谢世了。之所以说他贫困,是因为多少年来,他没有任何收入。而且,他逐渐逐渐地丧失了劳动的能力,还是孤寡老人。我前思后想,和老人接触过的一幕一幕又展现在眼前,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为杨云峰后半生几十年生活在贫困之中,我感到万分辛酸。只是一个杨云峰吗?其实,很多抗日老兵的数十年都在默默无闻之中,在生活艰苦之中度过的。据《中国财经报》2004年5月25日报道:“2003年我国年绝对贫困标准是年人均收入在637元以下,低收入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在637到882元之间。根据此测算,到2003年底,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分别为2900万人和5716万人。”中国的贫困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所谓的贫困人口也是长期存在的,这是毋庸质疑的事实。只是随着年代的演变,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正在以自然消亡的方式退出我们社会生活中贫困人群的舞台。这里面曾经还有过很多类似的杨云峰人物吗?您说呢?

        根据我多年的调查,参加过抗战的老兵现在占中国曾经是抗战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抗战地区”指的是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外,有东北三省、华北、华中、贵州、云南等地。抗日战争胜利距离今天已经59周年了,卢沟桥事变距离今天已经有67年了,918事变距离今天已经有73年了。明年,也就是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曾经“用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抗战老兵将会寥寥无几。

        我们可以去博物馆会他们;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书中和他们谈话吗?

        97岁的杨云峰先生是个脾气暴躁的老退役军人,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92岁,那时,我还可以体验到他的“暴躁”的一面。杨云峰1926年在绥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在29军37师当兵。杨老头儿闭着眼睛倒背如流的告诉我:“军长宋哲元、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1933年的喜峰口大战,他是当时大刀队的成员之一。    我知道1933年3月,在北京密云县喜峰口罗文峪的战役,29军歼灭日寇6000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53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1门机枪36架。中国军队的29军当时牺牲了多少人?我没问他。恐怕问他也说不清楚。反正他这个幸存者浑身都是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我让他张大嘴看过他的伤。他左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身上、手上也都是伤。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前后,他所在的110旅负责防守宛平县城、丰台镇和丰台车站,以及平汉线通道及卢沟桥一带,与日军的混成旅只相距400米。按照他的说法:“连日寇的眉毛和鼻子都看得清楚”。他指手画脚的对我嚷嚷:

        “那时,日本兵竟然敢在我们29军军部门口拉屎!他妈的!我们把大刀片的把儿都捏出了水、攥出了汗!不让打呀!那是命令!”他看了我一眼说:“命令就是命令,懂吧?”

        我心里讲话:“还命令呢,看看你穿的破衣服吧。”

        他的中山服是土布的,他的裤带是根绳子。他裤子的中缝合不上,是不是他的裤子?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进攻卢沟桥时,我军奋起反击,杨云峰和他所在的110旅官兵奋勇杀敌,在保卫宛平县城时不但刀劈数百鬼子兵,还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后来,他参加了大名保卫战,在血战中,他所在的179师抵抗日军三天两夜围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名失守。当时的师长何基沣悲愤之极,留下了“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燕赵父老”的遗书而自戕{未遂}。杨云峰很清楚这件事情。他对我说,他跟着何基沣当了三次“敢死队”的队员:“一次喜峰口、一次卢沟桥、一次是大名血战。”杨云峰埋怨:“他从营长、团长当到师长,可我还是抡大刀片的兵。回家探亲前才当上少尉。”

        我也认为他运气不好,如果当了官,起码可以腐败吧?

        抗战胜利后,杨云峰因为是有功老兵,经过军官批准,他身背原29军的大片刀回河南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探亲去了。

        1948年11月8日何基沣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与张克侠将军合作,率领77军和59军起义并强渡长江天险,直取南京,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此时归队的杨云峰已经不知他所在部队的去向。所以,他又回到河南种地。

        我有一份他证件的复印件:“《起义人员证明书》,武字13127号。杨云峰同志,原系国民党陆军军官,于1948年11月在江苏贾汪参加77军起义,特此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1985年5月。”有了这个东西,这杨老头子怎么还穷困潦倒呢?

        我去采访他,村里的干部向我告状:“这老头子!90了还和别人打架呢!”

        何基沣解放以后在农业部当了副部长,杨云峰就成了何基沣家的常客。有许多合影照片足以证明这件事情。杨云峰亲口对我说,何基沣将军于1980年1月20日病逝前常常资助他。

        杨云峰1908年生人,1980年时已经72岁。他曾经在山西一家工厂看过大门,可是,随着社会的变迁,那家工厂早就倒闭了。因此,杨云峰没有养老金。他应该算是“五保户”,应该住进社会福利院中。可是,他为什么总是四处的投靠亲友,或者是要饭吃,我没有进一步详细调查。

        不管在河南还是在北京卢沟桥,我多次见过杨云峰老先生,我在1999年7月还专程去河南舞阳县他的家中去采访这个人物,当时,他出门要饭去了。我们在他家等了几天,无果。看到他自己的家里家徒四壁,真是让我和我的同事惊呀万分。至今追思,扪心自问,我仍然对他的身世和处境充满了同情。我想,我的感怀、感叹、同情绝对不是只对杨云峰一个人物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军人们曾经挺身而出同侵华日军血战,抗战中,中国军人阵亡380万人,我们大家都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是保家卫国的一代英雄人物呀!我常想:当我们批判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去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给在抗战中伤亡的3500万同胞献上一束鲜花呢?侵华日军老兵有天皇的恩给,每月十几万日圆。我们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能给当年欲血奋战的抗日老兵最基本的生活资助呢?

        甲说乙“游而不击”、乙说甲“下山摘桃”。那么,中国战场死伤154万日寇是谁干的?

        我五年前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描写过采访杨云峰的情景,文章的题目叫《92岁要饭人》。我在文中的一开头就说:“把92倒过来就是29,杨云峰就是当年在卢沟桥与侵华日军血战过的29军老兵。”据说,许多的人看过这篇文章。香港的凤凰卫视前不久给我来电话,谈到这篇文章,还说希望采访这个人物。北京市前副市长白介夫夫妇也和我谈到过这篇文章。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中央电视台《抗战》剧组已经在杨云峰谢世前一个月专程前往采访了老人,给老人留下了一些影视的资料。他们也应该是看了那篇文章的。为此,我真应该感谢《中国青年报》呢。

        我五年当中见到过数次杨云峰,见到最多的地点是在卢沟桥抗战馆。

        一次次,他来要饭。一次次,他又被送走。

        我想,我如果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就应该写下上面这一行文字,多少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在外国侵略者的刀枪前了,我即使象一条狗,也应该写下我的直观吧。五年来,“杨云峰”这三个字简直成了我的心病,我想,我如果是个正直的作家的话,那么,我告诉人民些什么呢?我告诉政府人员些什么呢?我告诉历史些什么呢?

        从31年45年,侵华日军为什么能够占领中国大片的国土14年?

        中国军队为什么在抗战初期与日军交战时总是闻风而逃、溃不成军?

        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怎样?士气如何?

        翻看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文集,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叫《动员广大人民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的文章,文章写于1938年6月11日。张将军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当时征兵难的实际情形:“------‘为什么隔壁有钱有势的某某的儿子没去,我们就硬要去呢?!’许多作弊的事,到处发生,把‘当兵的义务落在穷人的身上’,好象保卫国家,只是穷人的事情,与有钱人是不相干的样子。”

        ——看看!那时的不公平产生了那时的社会效果。也许,谁赶上谁倒霉吧?

        写杨云峰,我怎么联想到张爱萍将军1938年的文章了?我自己也感费解。

        我在日本国留学期间采访了多位侵华日军老兵,有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回忆几十年前的情景时说:“我们当年从军,是很光荣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为了日本国的利益去亚洲各国掠夺资源和财富。日本国民都这样看我们。很多日本姑娘都表示要把身体给我们,慰问我们!”1999年7月,我请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在北京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的时候,东史郎也亲口对我说:“我去中国打仗连我妈都感到自豪,她给我一把短剑,鼓励我为日本国的利益去参战。送短剑的目的是:‘支那兵围了你,你就用它结果自己吧’!”

        很多日本老兵很认真地对我说,日本天皇给他们的“恩给”、包括日本政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是对他们当年参战的首肯。

        我采访过的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一方面对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忏悔、反省;一方面又认为“当时从军是国家的事情,是国家的命令,是国家的责任”。

        战争是残酷的,侵略者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也消灭了自己。

        其实,战争之后的事情更是严峻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社会效益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对老人生平的议论又往往影响其家族几代人、影响一个村、一个县。

        杨云峰为什么总把人生的归宿和梦想放在卢沟桥呢?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了67年,象他这样的人物也仅有一例。确切的说,我只看到他一个人常去卢沟桥的抗战馆要饭。

        他有他的理由。他说,他是喜峰口大战敢死队的成员。

        他说,当年,他在卢沟桥事变中和侵华日军血战过。

        他说,他把他多年珍藏的29军大片刀献给了抗战馆珍藏。

        ——“难道有这些理由就可以要饭吗?哼!”

        有人说他不应该要饭,应该自己劳动。

        有人说他给抗日老兵丢脸。

        有人说他给社会抹了黑。

        有人说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有人一看见他就想到110,想到“遣返机关”。

        想到杨云峰,我也联想到我所看见的卢沟桥抗战馆:多少年来,侵华日军的刀枪摆在那里就没挪过地方,可百十人有二十辆公车,干部都开公车回家。是工作需要。有人在办公室赌博,没人管。有人自费出国七年了还在发工资。有人公款吃喝一餐就够杨云峰生活一年生活的,从抗战捐款中还可以拿10%好处费。抗战馆科室干部工资都有五、六千。抗战馆干部有百十人次去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朝鲜、日本、新加坡、韩国、比利时、香港、台湾等等国家和中国地区访问。还要在山东建宾馆、在美国开饭馆。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不胜枚举”的举下去。总之,一到杨云峰这儿就什么都不行了,从“精神”到“物质”的门在杨云峰面前都关上了。

        恰恰是开公车回家的人对杨云峰老汉的目光最鄙视。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云峰是我48岁退休那天。

        那天,他又去了卢沟桥,有人警告我不要和他说话,不要给领导找麻烦。我记忆犹新。当时,他正在吃一碗面条。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抓起来送到嘴里。他上下穿的还算整齐。可惜,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吃完,他就被请上一辆小车。我目送他离去了。

        听说他在路上挣扎,拳打脚踢。

        他认为他属于卢沟桥,他认为他的归宿是位于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辛酸。

        几年来,我常想:没抡过大刀片的,当了关云长,进了庙,有享之不尽的终生俸禄和荣华富贵;真正抡过大刀片的关羽进了庙,还东张西望呢就已经被安排好了去处。

        不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要饭到奥斯维辛博物馆会是什么待遇?

        不知诺曼底登陆登陆老兵要饭到诺曼底海滩法国警察会不会出现?

        不知道当年的侵华日军老兵如果今天在卢沟桥要饭会惊动谁?

        不知道珍珠港展出的美军残舰上是否会出现“我有过功”的要饭人?

        不由得,我想起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1973年我在铁道兵六师汽车营四连炊事班当兵。当时,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渔渡坝村。我的任务是每天站在直径1.5米的大铁锅前,用大铁锹给全连186名官兵炒菜。那时,窗外总有一瘦小老头儿眼巴巴的看着我,要饭。我把下巴抬起来对窗外的老头儿喊:

        “嘿!老头儿!你怎么总来呢?——滚蛋!”

        老头子说:“小同志,我这里有复员军人的证件哩!”他颤颤巍巍地打开破包,取出一张旧纸递给我,我看了吃惊地差一点从锅台上摔个跟头。那张复员军人证件上不但有他的一张小照片,有第二野战军的大红章,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签字。我急忙打开老头要饭的口袋,用铁锹铲上米饭装满。不巧,这事情让营教导员徐光宗老远地看见了。在军人大会上,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军人大会一完,我就跑到山坡上去大哭。教导员找到我,厉声喝道:

        “立正!你给我站好!哭什么哭!想翻案?”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是咱们的老兵!有刘伯承、邓小平的签字哩。”

        教导员大惊,他和气的说:“我没调查,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以后,凡是这个老同志来了,就给我用铁锹,把他的家伙式儿、全都给我装满!”

        徐教导员,天南海北的,你在哪里呢?我今天也要给你敬礼呀!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还和“要饭”有关。2001年杨云峰要饭到卢沟桥抗战馆,领导说:“谁认识他干女儿家?没人认识的话,就把他送走啦!”我为了讨好领导,也担心把他送到警察那里去,我就自告奋勇说:“我知道”。

        杨云峰干女儿家住丰台东高地万源南里17栋1单元10号。一路上,杨云峰对我说:“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去投奔她让她不高兴!光给我脸色看。还是让我去要饭吧!——走到哪里,就倒在哪里完了。”

        在车上我看了看他缝了又缝的破书包。他的破书包是1952年买的,那里面几乎装下了他全部的家当和让人辛酸的食物。

        杨云峰老人,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感到对不起您!我是走狗!我是小人!我是懦夫!我讨好领导!我对不起您呀!

        ——不是没人关心你呀!杨老汉!杨老汉!突然间,您怎么走了呢?

        北京摇滚乐爱好者正准备向您伸出援助之手呢,他们刚刚资助40名云南的抗战老兵。正商议资助您呢!云南的《保山日报》正在整版的宣传云南的惊讶呢!因为宋美龄、宋庆龄、宋蔼龄曾经于67年前发起资助抗战的运动,事隔67年又有人向抗战老兵捐款,所以,我写了《民间一小步、历史一大步》的文章发表在人民网和《保山日报》上。这些抗战老兵拿到捐款一般都万分激动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北京人!感谢大家还记得抗日战争中的我!”——您也一样,您再等等呀!

        29军宋哲元将军的外甥女李惠兰女士给我来电话,说杨云峰的去世她深感难过。她说杨云峰应该是在艰难之中离世的。她说她应该邮寄一些钱去。李惠兰女士曾经于不久前来过电话,约和我一起去采访杨云峰老人。我算了算,盘缠太多,自费的话,影响吃饭。所以,我没有积极的响应。如今,杨云峰已去,可惜!

        杨云峰是在河北省大成县他干女儿的丈夫家去世的,我打去电话,是他干女儿的丈夫邱书增接的。邱书增证实,杨云峰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得到任何资助,多少年来没有一分钱的退休金。他希望得到社会上的捐款,好给杨云峰修建个墓碑,以纪念这个参加过卢沟桥事变的抗战老兵。

        我采访过的97岁的杨云峰谢世了,88岁的傅锡庆老人也走了。我所知道的亲历卢沟桥事变最后的老战士还有93岁的韩立才老人,卢沟桥事变时他是29军中尉参谋军官。有97岁的钱宝钧老人,他当时是29军宋哲元将军的少校参谋军官。还有90岁的孙竞生老人,他当时是29军的少尉军官。我真希望再去采访他们。

        因为杨云峰生活拮据,所以,他曾经要饭。

        他要饭,所以,就让别人为难,成了被某些人厌恶的人物。

        任何单位都有一百个理由把一个要饭的人送到警察局去。包括抗战馆。

        我今生只见过一个曾经在喜峰口向日本鬼子轮大刀片的人。

        我只见过一个29军的老兵亲自把他在卢沟桥事变中使用过的大刀捐献来。

        一个老兵,几十年生活拮据,生活困难。

        在卢沟桥事变的第67个年头,这位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不见了。

        如果他是一个将军而不是一个要饭的老头儿,人们对他的态度会天翻地覆凯而慷。

        总之,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最终没有扭过自然规律的力量。

        ——在贫困中,97岁的他走了。

        ——呜呼!斯人已去。——哀哉!世间已无杨云峰。(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军)

    October 29

    赵连海: 懦弱的家长自己走吧

    2009/10/29 赵连海 <zhaolianhai1972@gmail.com>
    刚接到一个家长给我单独发的信件,让我帮助他退出结石宝宝邮件组,我没有帮这个小忙,如果这封邮件组信件是这个家长信箱接到的最后一封邮件组信件,我希望他能看到也好好思索(如果他还思索事情的话)。
     
    对于那些懦弱的家长我不再奢望什么,但我想说:那些懦弱家长的奴性态度本身就是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我们这个国度正因为这样不要尊严、奴性十足的人太多,我们的国家才变得如此被扭曲,才变的如此强盗横行!
     
    给那些懦弱乃至奴性十足的家长几句话:
    如果你们甘愿做奴性十足的人请继续做吧,但请你们要明白:你们现在的态度将可能影响你们的后代具有奴性的思想也没有任何做人的尊严被剥夺太多权利被屈辱奴役着!
    你们甘愿忍受屈辱,但请你们先问过你们即便幼小的孩子愿意吗?如果你们孩子尚小不懂这些,你们等孩子大一些后问问他们!
    你们想象过你们幼小的孩子长大后该如何面对他们吗?
    你们试想过孩子长大后依然没有尊严的在一个没有人性丧失良知的国家里屈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吗?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都不做好他们的保护伞以及人生的带路人,我们的孩子将会是什么样子?难道谁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也奴性十足甚至成为强盗吗?
     
    请明白:我们今天的态度和行为将影响我们的后代!
     
    对于渴望尊严权利完整的每个人,任何我能帮助到的事情都可以给我发邮件或其他方式联系我,我都会鼎力相助,但那些懦弱到都不想待在结石宝宝邮件组的家长请不要再给我发任何邮件让我帮助退出,我也懒得帮助,因为你们不仅仅得不到混蛋强盗们的尊敬,也得不到我的尊敬。
     
    我已经说的很客气了,对于奴性十足懦弱如鼠的家长我不想再说太多什么了,但我希望我的这些话能让一些有奴性的家长好好思索如何面对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残害,请你们思索你们如何在孩子长大后面对他们,是欺骗他们还是能否有勇气告诉他们今天自己的作为。
     
    要退订本邮件组,请发邮件至
    jieshibaobaozhijia+un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这个提示是每封邮件组信件后缀都有的,就请求退出邮件组的今后不再做任何解答。
     
    人和畜生的最简单区别在于:畜生没有思想,而我们人应该有起码的思想与尊严,在被压迫残害的时候要有最起码的抗争的勇气!
    畜生在被宰杀的时候都在抗争,而我们如果甘愿被残害连抗争的勇气都没有了,我认为猪狗都不如!
     
    最后澄清一个事情,今天有人在网络上说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抓了,那是谣言,具体什么原因不明。
    也在此简单说几句,别说被抓被判刑,即便屠刀架头或者人间消失也无法阻挡我们为孩子追讨尊严的勇气和决心!
    不为什么,仅仅因为我们幼小的孩子们叫我们爸爸妈妈!
     
    赵连海 于北京家中
    2009-10-29

    --
    记住我们的辱与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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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能继续给被监禁的朋友寄信,知道名字和地址的朋友,请告诉你所知道的所有邮件组。
    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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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谭作人疑因调查四川学校豆腐渣工程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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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27

    解释习近平的论文博士为何是法学博士 - 人大校长:中国最大博士群不在高校而在官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26日在杭州开幕。在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机制应有适当调整,并当场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赢得全场分贝最高的掌声。
     
      纪宝成指出,学术权力现在有行政化的倾向,高校普遍存在学术评价偏离甚至脱离学术发展方向;学校资源配置行政化;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
     
      同时令纪宝成担忧的是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据钱江晚报
     
    ***************************************************************

    另: 万岁党的王储习近平大公仆是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清华法学博士。美国的总统能是哈佛,耶鲁毕业。咱们的核心当然也至少得是清华,北大的博士。这样大家脸上都闪光儿。
    解释习近平的论文博士为何是法学博士
       很多人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博士学位制度,所以对习近平的博士学位为何是法学博士搞不清,也对习近平在福建浙江当官,为何有时间读博士搞不懂。
      
       先来说说中共政权搞出的论文博士是什么东西。中国的教育部和学位委员会,在1990年代后,搞出了所谓的论文博士的概念。论文博士,不必在校上课,只要做一个论文,经导师和论文答辩委员会答辩通过,就可授予博士。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博士,都是论文博士。他们读论文博士,没有真正的入学考试,只要导师同意,就可招收。当然,可能有指标限制,可能得研究生院同意。
      
       读论文博士的大多是政府官员。由于他们不必参加入学考试,所以,很多中共党政官员,为了拿个博士学位,为自己的仕途打算,稍微向博导活动一下,就能拿个论文博士。因为,很多博导为了同高官拉上关系,而且,没带一个博士,还有补贴。所以,很多高官,轻易地读了论文博士。
       举个例子,我原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所长胡乃武,是一名博导(实际上,这个博导不学无术,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他招了一名论文博士王云龙。王云龙当时是太原市委书记。而胡乃武的家乡是太原,胡乃武的很多亲人都是太原人。胡乃武伙同当时的研究生院院长周新城(此人是一个左棍打手),到太原吃喝游玩,自然是王云龙买单。在王云龙最后来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答辩论文前几天,王云龙的几名年轻助手,就先来到了我们经济研究所,送给我们所里几箱领带。至于,王云龙给了胡乃武个人什么好处,大家发挥想象吧!
      
       习近平的论文博士是在清华大学拿的。习近平同清华大学当时的党委书记陈希,是大学同学。而且,陈希是福建人,习近平在福建工作十多年。习近平作为省级干部,要捞个论文博士,实在是轻而易举。人家为了拍拍他的马屁,也会送一个论文博士给他。习近平也觉得有必要拿个论文博士。因为,习近平当年读的是工农兵大学生。在中国的官场,工农兵大学毕业生,是会受到歧视的,因为,在文革中,取消了高考,大多数工农兵大学生是开后门被党组织推荐才捞到了机会读大学。
      
       陈希与习近平的关系是很好的。陈希在习近平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后,立即被调到教育部当副部长。人们认为,陈希是被习近平提拨到教育部当副部长的。
      
       再说说为何习近平的博士为何是法学博士。在中国,把中共党史专业和马克思主义和政治思想教育专业,当作法学类。这就是习近平虽然读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思想教育专业,但是,他的博士却是法学博士的原因。
      
       读者可能要问,习近平的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农村市场经济的,为何又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在中共的政治辞典里,任何荒唐的事都会发生的!因为,中共的意识形态讲,马克思主义是由三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习近平的论文,可以归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围。
      
       读者可能要问,农村市场经济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何关系?在中共的辞典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是一个大杂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即使是股份制和通过股份化将公有制企业私有化,都在中共那里被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搞公有制,不是搞私有制,那什么不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可以说,中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研究市场经济的论文,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围!
      
       现在,读者该明白习近平的论文博士是什么了吧!现在,读者该明白他的博士为何是法学博士了吧?
    October 25

    张艺谋已蜕变为一个良知泯灭,出卖灵魂,助纣为虐的大国师!

     
    难得田壮壮还能有一点自己的头脑,而从窦文涛的提问中可以看出窦文涛是非常清醒的。只可惜,在今日之"盛世"下,有头脑的清醒是不能大声说的,更不可能以此挣到票房。
     
    所以当年<<大红灯笼>>对封建腐朽吃人的控诉,<<秋菊打官司>>对社会弊端和官僚腐败的抨击,如今都变成了<<英雄>>,<<黄金假>>之流的为封建帝王招魂立传的宇宙大片。随之曾广为"纯朴的中国人民"唾弃的张艺谋,如今也蜕变为缔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国师,并因此深受主子和奴才们同样的爱戴。更伟大的是,在"大国师"光辉榜样的鼓舞下,170名耀眼的"小国师","准国师"和"预备国师"们都争相在<<大业>>里粉墨登场,以确保"盛世"版<<英雄>>也能声称获得宇宙大片的票房。
     
    这便是"盛世"所谓主流文化娱乐的真相:
     
    一群良知泯灭,出卖灵魂(有些也卖肉),助纣为虐的跳梁小丑!
     
    而从张艺谋到张大国师的蜕变,以及"纯朴的中国人民"从曾恨张艺谋到爱戴张大国师的转变,的确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与灾难。而最悲哀的是,这个悲剧还在继续献演。
    October 19

    又有百姓在喊"青天"了

    先不说薄熙来打黑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仅从落网政法高官,警员人数之众多,世人便可明鉴,谁才真正是今日中国残害民众的黑恶势力。试想,普通民众在这个黑白通吃,又集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的黑恶体制面前,还有何基本的权利与尊严可言?而在中国这种黑恶体制又岂止是重庆一地之祸害!
     
    再问一句,这些黑恶势力能够如此有恃无恐地残害民众的根源在哪里?
     
    可叹,文中又有百姓在喊"青天"了。我们千年的光辉灿烂里除了永不消失的黑恶势力外,同样极为盛产的就是"青天"了。可惜包公,海瑞,周恩来们,从来也没有给中国民众带来过哪怕是一天的青天。而这些"青天"膜拜的真实却是助纣为虐于残害中国民众的封建,专制,集权。
     
    中国民众一日不觉醒于此道理,则中国民众一日无从拥有公正,自由,民主的青天!无从拥有为人,为公民的权力与尊严!醒醒吧,我可爱的同胞! 
     
    (另: 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还没当上总理,薄一波的孙子薄瓜瓜就已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了。这才是他们真正要万岁,万万岁的所谓"中国特色"。)
     
    ******************************************************************************************************************************** 
     
    在重庆打黑风暴中落马的“保护伞”,除了文强是厅级干部外,身处高位的不在少数,比如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原副检察长毛建平,都是副厅级。记者根据媒体公开的报道统计,14个倒掉的“保护伞”中,有厅级干部1人,副厅级干部5人,正处级和副处级分别为5人和3人。(chinesenewsnet.com)


    重庆市目前还未公布此次落马的涉黑警员的人数,但警方内部人士透露“早已超过200人”。“重庆市公安系统有干警3万人,如果严查‘保护伞’不手软,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些人将落马。”
     
      重庆市警界一位资深警员援引王立军的话说,“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根据来自重庆警方的消息,目前一批黑恶势力和黑势力“保护伞”目标已被警方锁定,近日正在展开一系列侦查和集中抓捕的行动。
     
      万念俱灰之下,易大德的三儿子听说重庆来了个打黑的王局长,是“王青天”。他便跑到了朝天门,说自己有冤情要跳楼,想见王局长。后来王立军真来见了他,并当场表示要秉公办理。今年7月,参与打死二儿子事件的主犯终于被判了刑。
     
    http://news.sohu.com/20091017/n267431367.shtml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10_17_14_21_13_916.html
     
    薄熙来谈重庆打黑:重庆黑恶势力逼他出手
    DWNEWS.COM-- 2009年10月18日2:21:1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10月16日指出,打黑不是主动而为,而是被黑恶势力逼得没办法。他强调,为了维持重庆的治安,就需要打黑除恶。薄熙来表示,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举著血淋淋的照片,画面让人神经紧张。照片显示,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惨不忍睹。(chinesenewsnet.com)

    扬子晚报报导,1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前,向媒体代表们介绍了重庆打黑的最新情况。面对来自全世界报业的杰出代表,薄熙来一番力重千钧又饱含感情的话,首次向公众道出了今年以来重庆连串重拳掀起“打黑”风暴的真实初衷。(chinesenewsnet.com)
    “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chinesenewsnet.com)
    “为了实现平安重庆,就需要打黑除恶。”薄熙来坦言,“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举着血淋淋的照片,画面让人神经紧张。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惨不忍睹。去年我们清缴刀具,大砍刀堆积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说到这里,薄熙来的表情让人动容。(chinesenewsnet.com)
    “连清朝皇帝都不能容忍”(chinesenewsnet.com)
    “我们认为,群众的投诉要重视,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薄熙来指出,“谢才萍开赌场从中抽头,赌场开在五星级饭店,旱涝保收。这连清朝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不能容忍。”(chinesenewsnet.com)
    “这些黑势力这样猖狂,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打黑对保障市民安全有重要作用,市民非常欢迎。政府要老百姓积极举报,市民很支持,百分之八十的信是实名举报。说明群众非常热爱重庆。”在讲话的最后,薄熙来脸上的表情坚定而沉着:“现在打黑困难仍然很大,问题很多,但是有群众支持。打黑一定能取得胜利。”(chinesenewsnet.com)
     
    在重庆当地民众熟知的大渝网上,一个《重庆打黑除恶风暴后市民安全感调查》中,数千网民发表了意见。有37%的网友称,被黑恶分子骚扰过,但都忍气吞声。在打黑除恶之后,4589位网友称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做生意时不再担心有黑恶势力来骚扰”,占投票总数的四分之一。(chinesenewsnet.com)

    文强可能押往贵州受审(chinesenewsnet.com)
    在重庆打黑风暴中落马的“保护伞”,除了文强是厅级干部外,身处高位的不在少数,比如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原副检察长毛建平,都是副厅级。记者根据媒体公开的报道统计,14个倒掉的“保护伞”中,有厅级干部1人,副厅级干部5人,正处级和副处级分别为5人和3人。(chinesenewsnet.com)
    “从重庆打黑风暴来看,涉黑团伙更偏爱对副厅级以上官员进行拉拢。”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知名反腐学者林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官员级别越高,权力就越大,“说话才管用”,才能对涉黑团伙提供便利和保护。(chinesenewsnet.com)
    重庆方面有消息称,文强案极可能异地受审。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是,文强案目前还没进入诉讼程序,如果开庭,文强可能被押往邻近省份贵州审理。

    October 18

    向卢广先生致敬!那是自豪的愚昧,还是愚昧的自豪。

    看看这些图片和介绍,再对比一下不久前京城上演的光辉灿烂,我不知道那是自豪的愚昧,还是愚昧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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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卫视难得的历史回顾

    凤凰卫视这个节目,真是非常难得的历史资料和回顾。其中很多是民众从来无从得知的历史史实和"国家机密",触目惊心!大家实在应该认真看看,想想。

    党国为何不愿让民众得知历史真相?为何回避历史的教训?而我们的民族为何总是只善于记住光辉灿烂?

    这也正是我们的民族为何久久难以自拔于专制独裁之烂的根源。
     
     
     
     
    October 17

    这是一个怎样的共和国?她可以阻止公民出境,甚至可以拒绝本国公民入境。

    这个共和国可以毫无理由地拒绝其公民出境,更奇怪的是她居然可以毫无理由地拒绝其公民回国。
    若它们认为某人有罪,那就更应该有回国受审的权利,甚至是义务了。
     
        (来源 : 美国之音)
        
        上海作家李剑虹从瑞典经香港回国时入关受阻,目前滞留香港。李剑虹目前正在跟中国有关机构交涉,希望当局尊重公民权利,尽快让她返回中国。
      
       
        资料图片
        
        *李剑虹边境被困十几个小时*
        
        中国上海作家李剑虹(笔名:小乔)在星期四上午11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时候受到边检人员的长时间滞留,一度失去与外界的联系。直到星期五上午,李剑虹跟外界的联系才得以恢复。
        
        李剑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介绍了她这次结束对瑞典的访问之后回国的过程。 李剑虹说,她是去年到瑞典参加国际笔会的一个交流项目,到10月份结束回国。 但在深圳入境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李剑虹说: “10号我到了香港,准备从香港过境回中国。昨天上午10点多,我去深圳黄岗口岸过关,那里就把我拦住了。后来就对我进行了人身和行李搜查。但没有人跟我谈话,我问他们理由,他们也不告诉我任何原因。”
        
        李剑虹说,深圳边检人员把她滞留了四个小时之后告诉她,不能让她入境,必须把她交还香港方面。深圳方面没收了李剑虹携带的八本书,随后把她送交香港入境处。李剑虹在入境处又等候了五个多小时。
        
        *香港不留,中国不要,李剑虹进退两难*
        
        香港方面认为,李剑虹的中国护照再过两个星期就要过期了。按照香港的规定,在护照过期前一个星期必须离开香港。李剑虹目前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李剑虹说:“我就是对这种情况很不理解。我认为一个国家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自己的公民回国。哪怕我真的牵涉到违法犯罪,我本人有回国的意愿,你也应该让我回国之后依法处理。”
        
        目前香港入境处正在跟中国方面进行协商寻找解决办法。李剑虹也表示要与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代表机构中联处进行接触,希望提供帮助。
        
        *分析:拒绝入境目的要减少国内噪音*
        
        独立中文笔会认为,中国当局阻止李剑虹入境的原因可能跟李剑虹过去多次批评政府打压笔会成员的做法有关。由于北京加强了对国内言论的控制,独立笔会有5名会员被捕入狱,包括荣誉会长刘晓波。
        
        中文笔会副会长潘嘉伟表示,内地不准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入境是十分荒唐的。
        
        苹果日报引用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的话说,内地公安局不时拒绝享有中国公民资格的人士入境,例如民运人士。在内地的维权人士也因此不敢轻易出国,害怕出了就回不去。
        
        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消除国内的不同声音。
     
    “维权网”就上海作家李剑虹被阻止回国事件的声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16日 转载)
        
         “维权网”获悉,10月15日上午,中国公民、上海独立作家李剑虹女士从香港至深圳入境回国。通过落马洲海关时,被边检拦住;边检搜查了她的行李,在不给出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强行阻止她入境回到自己的祖国。“维权网”对有关当局这种肆意剥夺公民回国权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特发表如下声明: (博讯 boxun.com)
        
        李剑虹,笔名小乔,原籍安徽蚌埠,上海独立作家。1994年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研究所硕士,曾任高校教师、外企行政管理、财经记者、证券分析师等。独立中文笔会现任文书兼狱中作家委员会和网络工作委员会委员,曾任女作家委员会委员,2007年获本会林昭纪念奖,2008年为国际笔会狱委和女委三八国际妇女节表彰的三位受迫害女作家之一,2009年独立中文笔会第四届会员大会期间接任大会秘书长。
        
        李剑虹于2002年与朋友一起创办了独立中文网站“启蒙论坛”,后因主要管理人员和版主分别于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前后受到关押审查或传讯谈话而停办。此后一直遭到上海有关当局的迫害,长期受警方监视、骚扰、传讯,限制言论、行动及出访自由,多次遭受警方软禁和短期关押,以至剥夺工作权利,被迫成为独立撰稿人。2008年在独立中文笔会及国际笔会的关注和推荐下,经总部设在挪威的“国际避难城市网络”(ICORN)协调,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府邀请她为当年“驻市作家”,为期一年,后又延长半年。李剑虹本次出国经过与上海市警方长达数月交涉,最终于去年4月28日由上海浦东公安国保开车送至机场监视登机离境。
        
        李剑虹所持中国公民护照今年10月下旬到期,早前她曾前往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申请延长护照,但遭到中国大使馆拒绝。当李剑虹质问使馆工作人员何以拒绝本国公民延长护照期时,工作人员叫她直接跟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部门联系。可见使馆是受命而为。同时,今年以来,上海警方曾几次打印了李剑虹近年发表的一些文章,找到李剑虹的父母,威胁他们说:“李剑虹不要回来了!我们已经通知有关方面,不会让她回来的了。如果她回来,我们也会将她抓起来。”
        
        李剑虹一直认为上海警方这些言行只是意在警告,因为毕竟回国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自己并没有做任何危害国家利益的事,应该会允许自己回国。于是她于本月上旬回到香港,于15日准备经深圳入关。谁知一到落马洲边检站,就被边检成员控制。当李剑虹质问他们:“凭什么限制我入境?我护照快到期了,回不了怎么办?”边检官员不做任何回答。直到当天下午4点钟,李剑虹才被迫离开边检站回到香港临时住所。
        
        今年以来,李剑虹已经不是第一个被上海警方禁止入境的公民。早在6月7日,上海公民冯正虎先生结束在日本的旅程回国时,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30班机,于当日下午5:20(中国时间)抵达上海浦东机场,也遭到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浦东机场边防检查站警察禁止入境。这个禁止入境决定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法律依据,仅是上级领导的口头命令。之后,冯正虎为争取回国而7次“闯关”,均被有关部门阻止。当然,多年以来中国政府经常以这种方式强行剥夺本国一些被它认为不听话的公民的回国权。
        
        回国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二款明文规定“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中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政府阻止李剑虹等公民回国,明显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与本国宪法,是公然践踏人权,同时也与中国当局一再宣称的“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与人类文明主流相抵触。
        
        “维权网”在此强烈呼吁中国政府:
        
        1、无条件尊重李剑虹女士回国的权利,尽快责成有关部门让她顺利返回自己的祖国;
        
        2、追查违法阻止李剑虹回国的有关部门及负责人的责任,并向李剑虹女士赔礼道歉;
        
        3、认真践行《世界人权宣言》及本国《宪法》的尊重保障人权条款,尊重和切实保障本国所有在外公民的回国权。
    October 16

    杨恒均:赛车手韩寒泄露了国家机密

    http://news.boxun.com/news/gb/jiachang/2009/10/200910161145.shtml
     
    杨恒均:赛车手韩寒泄露了国家机密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16日 转载)
     
        韩寒这小子的脑瓜子实在太精,最近的一篇博文用简单的数学算式三下五除二就泄露了特大号的国家级机密,我现在是不在其位不谋其职,否则,我非要找机会在他的赛车上做点手脚,他这样的脑袋瓜,还让不让人活啊!
       
        韩寒从官方报纸上看到上海耗费两亿人民的币更换5000块高速公路牌子,他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吃惊,上海有关部门就发现了问题。毕竟,上海可是中国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只要懂得一点小学除法的老百姓扳指头一算,就会被昂贵的高速公路牌吓一跳。于是有关部门出来辟谣,并发布了正确的消息,原来那两个亿要更新的不是5000块路牌,而是25000块。这一更正,把政府的成本减了下去了,把老百姓的心儿也放松了。你再掰指头一算,一块屁股大小的路牌也就8000块人民的币,相比我们财大气粗的国家,这真不算个啥,再说,我们缺的又不是钱?如果可以用几千块钱造出一块块经久耐用的牌子,迎来共和国一百年庆典,甚至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话,何乐而不为?
       
        这道理一般不开赛车的老百姓都能够理解,可既然人家韩寒是赛车手,你就要想到,人家早就开车飙过上海的每一条高速公路了,知道上海有多长的高速公路,路上一般有多少块牌子。而且,他不但会赛车,还会做小学算术,这不,这小子又扳指头算开了:如果按照上海当局给出的这些权威数字,整个上海市高速公路上每25米左右就要有一个造价高达8000元的路牌。而整个上海市,可能就是一个大牌坊了……各位,我们虽然没有像韩寒一样赛过车,但难道没有坐过车吗?下次坐车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惊讶的大叫,原来八千元一个的高速路牌就是他X的牛逼,竟然是看不见的隐形的路牌啊……
       
        各位,隔行如隔山,如果你看不懂赛车手的文章,那么你应该听一下一位情报专家的忠告:过去七十年里,世界上一些大国得到的最有用的情报基本上都来自对方国家公开的出版物,包括书籍、报纸和杂志……特别是对于那些把领导人感冒吃药都当成绝密的国家,稍微有点情报意识的人,只要仔细阅读官方的报纸杂志的话,留意照片和电视上领导人的站队顺序和脸上的表情,基本上可以知道那个国家的人民明天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他们的非正常死亡率有多高。
       
        从这一点来说,韩寒具有非常高的情报员潜质,换一个角度说,他那个脑袋瓜,随时会泄露国家机密。对这种人,为了防止他泄密,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许他看中央电视台和党报等媒体。
       
        韩寒泄露的这一国家机密,虽然上至高级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都心知肚明,但你要写出文章来,还真缺少直接证据,搞不好,分分钟会把你当谣言制造者抓起来。
       
        当然,至于我来说,还有更大的隐衷。大家也注意到我很少写文章啰嗦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今天我就不好意思沉默了。因为韩寒说的这事儿,我不但知道,而且还有直接的证据。可是如果不是韩寒率先泄密的话,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来。因为我正好有几位内地朋友在从事这类工作。有的是政府部门负责制定换牌子决策的,更多的是向政府“投标”争取牌子制造和换牌子工程的。当然我说的这些牌子除了高速公路边的路牌,还有各种宣传牌、社区公告牌、宣传牌等等。
       
        我每一次都被朋友投标所得的一块小小牌子的造价惊讶得目瞪口呆,几百块的基本上没有了,动不动就上千甚至上万……我也私下质疑过朋友,你说的那种牌子随处可见,怎么可能要那么贵?有一位朋友反问我,如果在美国的话,这种牌子要多少钱?我当然答不出,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这可是我们政府部门有关人员考察过美国后做出的决定。这些牌子和美国的造价差不多,就算贵点,也不会贵很多。 
       
        可是,各位,你知道美国的人工是多少钱吗?你知道美国一个安装这类牌子的政府合同工的工资是多少吗?如果算上福利的话,应该是中国安装这类牌子的工人的二十倍!如果再计算上工厂里制造这些牌子的工人的工资成本,你能够告诉我,你凭什么安装一块这样的牌子,造价几乎和美国差不多了?和国际接轨是这样接的吗?
       
        有一次我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个差别,一位承包到某地区街头报警牌的商人委屈地说,你以为是我赚了?告诉你,我投上这个标,钱还没有赚到之前,已经把要赚到的钱中的一大半送给把那个标给我的政府官员了。
       
        说实话,政府大手笔拨款设立一些牌子,方便民众,值得肯定,而政府要求用高标准制造和装饰这些牌子,是有长远打算的,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在中国,谁都知道,工人的工资没有上涨,造价没有上涨,安装费用和多少年前差不多(排除通货膨胀),这些基本上都没有和国际接轨,可是偏偏政府开出的价钱却越来越和世界上人均比我们富裕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国家接轨了。请问,官员不是傻瓜,不赚白不赚,他们不会把利润送给承包商,更不会让最基层的制造工人和安装工人来分这块大蛋糕!
       
        说起这事,就不能不提武汉大学一位主管基建的副校长大肆受贿的事。有位大学教授早就说了,中国大学向来是以建筑物的高矮和占地面级的大小来评级的,如果国家拨款了,大学当局一般不急于投资于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而是积极搞基础建设,大兴土木,实实在在的高楼大厦更能让人看到大学成绩。
       
        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而且只是一小半。武汉大学的腐败案向我们了泄露另外一大半的机密:搞建设就能够贪污腐败,就能够大肆收受贿赂——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我们认为如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每一个用纳税人的钱竖立起来的建筑物的背后,都站了一个或者多个行贿的承包商和受贿的公职人员。
       
        现在,经过韩寒的泄密,我们的知识进一步完善,连建筑物上钉的牌子和路边的路标,都不言而喻地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不受限制的权力,不受公众和舆论监督的政府,掌权者如果不利用一切机会把民众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那他的脑袋一定是进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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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寒:G8高速公路
     
    为了和国际接轨,在几年前和国际接轨过一次的上海又改高速公路名称了。在几年前的几年前,大家都知道沪杭高速,也许是某个领导出国考察了一次,觉得纯中文不洋气,也许某个外国人投诉他们看不懂,也许是某个大领导御驾亲征从杭州去上海的路上一时心血来潮,以他的座驾A8御赐了一个路名,总之,这条高速公路以后就叫A8了,但是改的决心很大,非常的彻底,大大的路牌只剩下A1,A2,A3,A4,A5,A6,A7,A8,一直到A30,连哪里到哪里都没有人知道,整个上海就是一个奥迪的展厅。
    就像一个人突然上前踹你一脚你可能记不住他的名字,但是如果它天天踹你你就记住了他一样,经过了多年的强记,愚民们刚刚记住,但是还是习惯要加上后缀,A8沪杭高速,A9沪青平高速,A20外环线……
    事情按理来说已经过去了,但是,北京突然执行了每周一个尾数限行,中国的交通部门就像教育部门一样,最喜欢考验大家的记忆力。我认为,这是一种政策的平衡,也就是说,北京人民每天要换算自己的车能不能出门,经常脑子抽经,上海人民没有道理不受这个苦,但因为上海人民已经缴纳了牌照保护费,也不能不让人家上路,所以,新招出来了,在脑力上折磨你,原来的A8,A5都改成了G2,G啥来着,而且连后缀也索性改了,比如原来的A9沪青平变成了G50沪瑜高速,A30更是变成了G1501,A4莘奉金高速变成了G15沈海高速。
    这个世界突然都变了,以前去我家,是A8转A5转A30,现在是G2转G15转G1501,你很难相信自己还是生活在昨天的那颗星球上……好比看国庆庆典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看图说话认清楚了谁是谁,但是中秋庆典,突然宣布中央领导人名字全部都换了,但是人还是同一个,大家一时当然难以接受。
    说实话,现在的标示也没有太不合理的地方,也号称是国家规范了,但问题不是合理不合理,比如我们的电话号码也很合理,但定期系统强制给你自动换一次号码,那就是不合理,哪怕是给你换了一个不带4的号码。因为这么一来,早先的那一次换路名算什么呢。如果说上一次是市**行为,这一次是中央行为,那麻烦领导们以后还是要沟通好,因为我们既不能和市**沟通,也不能和中央沟通,但是市**和中央是可以经常勾结的——不好意思——沟通的。
    以上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也就是杀死一点脑细胞,多走几次冤枉路,但是从新闻晚报上,我们注意到,这次路牌的更换行动需要花费2亿元人民币,总计更换 5000块路牌。两亿当然是个大数字,市**认为,两亿不过是阿拉两套好一点的房子的价格。两亿在我们眼里是钱,在仆人眼里基本就不是钱。这点钱,多倒钩倒钩,不就有了嘛。闵行不就光荣宣称,整治黑车短时间就整治出5000万的罚款嘛,加大整治力度不就有了嘛。
    但是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一下,也就说,每块路牌的费用是4万。
    一块铁皮四万块,耳熟吗?是的,和你车上的那一块的价格是一样的。这说明了多年了,上海的车主其实是冤枉了上海市**,你以为这是敲诈吗?不是的,这四万其实是原材料的费用。要不他们自己给自己的铁皮怎么也得收自己这么多钱呢?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中央拨款,让上海报价,上海说,我们这里的铁皮,无论大小,均价四万。除非你都把高速公路改成C15,C2什么的,C打头的牌照阿拉不收钱的。
    经过了这次2亿的改造,我建议我们的世博会口号改成——最贵的地皮,最贵的铁皮。

    -----------------------------------------------------------------------韩寒博客新文章: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昨天,我们得知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总共耗费两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是根据上海《新闻晚报》的报道得来。可以想到,相关部门和找到了《新闻晚报》说,你看,你们的报道,给党和**的工作带来了麻烦,你们必须亡羊补牢,于是,《新闻晚报》今天刊登了文章进行了解释:这5000块指路牌只是一小部分,其实只占有所有更换量的五分之一。也就是总体要更换25000块各种路牌。所以,就用2亿除以5000来计算出40000一张路牌,“太过于草率”。
    在《南方都市报》上,公路管理处说,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那好吧,首先,这5000也是你们说的不是我意淫出来的,就算你说错了吧,是你把2留给了自己。那就更换25000块路牌。25000块路牌是个什么概念呢,25000就是250了100次,是一个大数字。据悉,上海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是600公里左右,这25000块牌子中,假设有1000块做了高速公路附近公路引路牌的更换,那么还有24000块是用在了高速公路上,于是,我们再做一下除法(学会做除法很重要),我们发现,上海的高速公路每公里需要更换的路牌是40块,也就是说,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每开25米,你就能看到一块牌子,假设你的速度是12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你每秒钟行进了33.333333333米,这代表着,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两秒钟内你差不多能看见三块路牌或指示牌。
    太狠了,如果我开的足够快,上海市公路管理处在路牌上画点图,我就能看动画片了。
    假设我们公路公里不止600公里,用在高速上的各种牌子也没有那么多快,两边都朝相关部门的有利方向放宽尺度,那我们一秒种也能看见一块牌子,晚上这些牌子还都反正光,一分钟你看六十张牌,请问上海的驾驶员们,你们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有过这么梦幻到晕菜的时刻吗?
    所以,我认为,相关部门的解释未免太过于草率了,你撒谎好歹也要撒在人体工程学以内啊,你这是换路牌,你当贴瓷砖啊。
    我们再退一步,假设他的确大大小小是改动了25000块牌子,连相关部门领导自己家的门牌都改了,花费两亿,那每块牌子的平均价格也达到了8000元。8000块一块牌子,这个工程我很愿意承包。
    所以,这两亿里有没有猫腻,其实很简单,公路管理处把账目公开了就行了嘛,包括你把这个工程承包给谁了,那事情就好说了嘛。你心中无鬼,我们又过于草率,那为何不给自己一个清白呢?
    当然,相关部门的说辞永远是很多的,他会说,我们给司机印发了免费的地图,印了一亿份,这钱就花完了。这下就死结了因为你无法查证了。因为出版社和印刷厂隐瞒印数是我们国家文化产业的一个特色。
    最大问题正是反映出我们国家爱折腾的特点,中国的道路交通中,我听到的最多抱怨就是路况差,乱收费,道路管理混乱,设计不合理,施工质量差等等,很少听到有人反应说路牌不规范。比如上海的高速公路,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原先的A4,是莘奉金高速,就是从莘庄到奉贤到金山的高速公路,一目了然,现在变成了沈海高速,就是沈阳到海口的高速,公路管理处的专家解释说,这样“方便驾驶员认准编号,一路到底”。
    你们觉得驾驶员同志都是有毛病的吗?你没事上高速公路就一路到底?是为了方便那些本来开到松江的同志开到松花江吗?这样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你索性就说,国家在下很大的一盘棋,观棋不语。那就可以了。但是,换一下高速公路路网的路牌,这个国家就花费了几十亿上百亿,那这个国家花钱是不是也太草率了?我们的教育,福利,扶贫为何又要常常哭穷呢?以前换下来的那些路牌怎么处理呢?万一又要换一次呢?换路牌是眼前的燃眉之急迫切需要解决吗?
    另外,原本我家门口有一条国道,叫G320,本来G就是国道的标志,现在高速公路也是G打头了,那如何从地图上区分国道和高速呢?
    再另外,相关部门说,他们用两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征询意见,我周围的朋友很多开车,包括所有的汽车论坛上,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是被征询意见的。我认为,征询了老婆情人二奶的意见不能算是广泛征询意见。相信这只是相关部门自己决定以后的随口一说,就像那100个250一样,都是他们的惯性谎言。
    其实,我认为,高速公路的标示用中文也挺好,高1高2高3,国道就叫大1大2大3,省道就叫初1初2初3,终点都是天安门,广场上竖一个大路牌,毕业。然后索性多花点钱,把所有的路牌都换成电子大屏幕,可谓一劳永逸,从国库的角度来说,其实是节省的,你不光可以按照心情随时更换路牌路名,也可以经常进行一些政策的宣传,放一些领导的头像或者通缉犯的头像,总之,电子大屏幕是很方便操作的,也正符合我们**随性洒脱的决策风格。 

    当当网总裁俞渝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

    不懂德语的朋友可以用 translate.google.com 翻译
     
     
    "Das größte Problem ist unsere gute Laune"
     

    Möglichst schnell möglichst viel Geld machen - Ratgeber-Bücher dieser Art sind in China der Renner. Ansonsten aber herrscht Leseunlust, klagt Peggy Yu Yu, Chefin von Chinas größtem Online-Buchhändler Dangdang, im SPIEGEL-ONLINE-Interview - und erklärt, warum das ein Fluch für das Land ist.

    SPIEGEL ONLINE: Frau Yu, welche Rolle spielt Dangdang in China? Ist das Unternehmen mit seinem US-Konkurrenten Amazon zu vergleichen?

    Peggy Yu Yu: Dangdang hat eindeutig den chinesischen Buchmarkt belebt. Wir besitzen einen Marktanteil von rund zehn Prozent. Amazon haben wir mittlerweile weit hinter uns gelassen. Unsere fünf Verteilungszentren versenden rund 300.000 Bücher am Tag. Und wir expandieren: Zwei weitere Zentren kommen bald hinzu.

    SPIEGEL ONLINE: Den Buchläden machen Sie aber noch nicht Konkurrenz?

    Yu: Die meisten Buchläden sind staatlich, sie haben kein gutes Marketing, der Kundenservice ist lausig. Nehmen Sie zum Beispiel das Bookplaza der staatlichen Nachrichtenagentur Xinhua im Pekinger Stadtzentrum. Die Atmosphäre erinnert dort schon sehr an die Sowjetunion, an die DDR.

    SPIEGEL ONLINE: Und Dangdang ist die Alternative?

    Yu: Ja, wir bemühen uns auf unseren Web-Seiten um ein angenehmes Einkaufserlebnis. Die Kunden bekommen eine Menge Informationen, wir helfen ihnen, Bücher nach ihrem Geschmack zu finden.

    SPIEGEL ONLINE: Woher wissen die Kunden, welche Bücher gut und welche schlecht sind?

    Yu: Wir bieten rund 400.000 Titel an, davon sind 30.000 Kinderbücher. Wer weiß schon, welches Kinderbuch zu empfehlen ist? Deswegen lassen wir auf unserer Web-Seite Leser zu Wort kommen, sie können Bücher kommentieren. Wir versuchen, den Kauf eines Buches so einfach wie möglich zu machen.

    SPIEGEL ONLINE: Lesen Ihre Landsleute überhaupt gerne?

    Yu: Weniger als die Deutschen. In Deutschland sehe ich in Zügen und Flugzeugen Leute mit einem Buch in der Hand. In China spielen die Menschen Karten, nur manchmal lesen sie eine Zeitung. Das ist schade. Wenn in China mehr gelesen würde, wären wir ein besseres Land.

    SPIEGEL ONLINE: Weshalb?

    Yu: Wenn Menschen lesen, Informationen teilen, sich austauschen, ist das eine gute Sache. Ob sie Gedrucktes lesen oder im Internet surfen, ist letztendlich egal. Hauptsache, wir lesen.

    SPIEGEL ONLINE: Mit Dangdang wollen sie nicht nur Geld verdienen, sondern auch mehr Menschen zum Lesen bewegen?

    Yu: Genau. Lesen muss Spaß machen. Wir haben so viele Millionenstädte, und die besitzen jeweils nur einen kleinen Buchladen. Die Hälfte der Regale ist dort auch noch voll mit Examensmaterial für Schüler. Wie langweilig! Wir versuchen, die Lücke zu schließen und über gute Literatur zu informieren.

    SPIEGEL ONLINE: Sie liefern auch in abgelegene Regionen?

    Yu: Mehr als die Hälfte unserer Bestellungen kommt daher. Überall im Land Zugang zu Büchern schaffen, ist eine unserer Aufgaben.

    SPIEGEL ONLINE: Kreditkarten und Girokonten sind in China noch nicht sehr verbreitet. Wie kommen Sie eigentlich an Ihr Geld?

    Yu: Die Kunden zahlen bar, bei Auslieferung. Wir beschäftigen rund 60 bis 70 Kurierunternehmen, die 724 Städte erreichen. In ganz abgelegenen Regionen, etwa in Tibet, nutzen wir die Post.

    SPIEGEL ONLINE: Wie funktioniert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n Verlagen?

    Yu: Das ist ein Problem für uns: Die wenigsten besitzen ausgefeilte Computersysteme, wissen also nicht, welche Titel sie wann und wie viel nachdrucken müssen. Das bringt uns zuweilen in Schwierigkeiten mit unseren Bestellungen. Zudem hapert es mit der Werbung. Noch liefern wir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Bücher. Eigentlich wäre das Aufgabe der Verlage.

    SPIEGEL ONLINE: Welche Bücher sind bei den Chinesen am beliebtesten?

    Yu: Die Nachfrage spiegelt unseren derzeitigen Geisteszustand wieder: Besonders populär sind Ratgeber, wie man reich wird und gesund bleibt.

    SPIEGEL ONLINE: Haben sie Probleme mit der Zensur? Müssen Sie Bücher aus Ihrem Angebot streichen?

    Yu: Sehr selten. Zensur ist ein Problem der Autoren und Verlage, nicht unseres. In den mehr als neun Jahren unserer Existenz gab es nur vier Fälle. In einem Buch war Taiwan nicht als Teil Chinas dargestellt. Das andere handelte von der Kulturrevolution, dann war da Zhang Yihes Buch...

    SPIEGEL ONLINE: ..."Vergangenes vergeht nicht wie Rauch", das die Erinnerungen von Opfern politischer Kampagnen schildert.

    Yu: Die bereits ausgelieferten Bücher durften noch verkauft werden, dann ging nichts mehr. Und ich erinnere mich an "Shanghai-Baby"…

    SPIEGEL ONLINE: … von der jungen Skandalautorin Wei Hui.

    Yu: Das Verbot hat das Buch erst populär gemacht. Nein, Zensur ist nicht das große Problem, sondern unser Seelenzustand

    SPIEGEL ONLINE: Das müssen Sie uns erklären.

    Yu: Wir befinden uns in einem permanenten Status der guten Laune. Alles geht vorwärts, alles geht aufwärts, die Börse, das Bruttosozialprodukt. Sogar die Renten steigen. Es wird nicht mehr genug selbstreflektiert, nicht mehr ausreichend kritisiert.

    SPIEGEL ONLINE: Genau das sollten aber Schriftsteller tun.

    Yu: Richtig, aber sie tun es nicht. China liefert zwar viele Waren in alle Welt, aber wir bieten keine gute Literatur mit internationalem Einfluss. Das macht mir Sorgen. Indische, mexikanische, brasilianische, türkische Autoren hab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große Werke geschrieben. Chinesische gehören nicht dazu.

    SPIEGEL ONLINE: An wen denken sie?

    Yu: An "Drachenläufer" des afghanischen Autors Khaled Hosseini zum Beispiel. Solche Schriftsteller brauchen wir in China. Da haben wir Nachholbedarf.

    Das Interview führten Wolfgang Höbel und Andreas Lorenz

    October 15

    这说明了什么? 袁伟民 北京申奥背后:令人困惑、费解和不安的事

    袁伟民的指责显然是针对何振梁的。何振梁是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而国际奥委会是民间的体育组织。只有在党国的中国特色下,体育才变成了政治。袁伟民也依此指责何振梁没有服从他们依照政治需要制定的方针。说白了,就是指责何振梁没有当木偶。
     
    且不说何振梁是否真的违背了既定方针,但袁伟民如此天经地义的指责,已让世人明白了党国特色下体育政治化的实质。而何振梁虽贵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但其实只有做木偶和投票机器的权利。
     
    这亦是整个党国所鼓吹的中国特色的真相。
     
     
     
    北京申奥背后:令人困惑、费解和不安的事
     

      本节提示:国际奥委会某资深的中国委员与中国体育总局高层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发出了不一致的声音。

      2001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申办城市和新一届国际奥委会主席竞选上,大多数媒体认为这两项殊荣一定不会赋予同一个洲,理由很简单,“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这是多年的“潜规则”。西方媒体炒作的所谓“罗·京配”,即罗格竞选主席与北京申奥相配合;“金·多配”,即金云龙与多伦多相配合;“庞·巴配”,即庞德与巴黎相配合,等等。每位新主席候选人背后都有一个委员集团在支持,每个申办城市也同样有着自己的支持队伍,所以如果申办城市能与主席候选人互相配合,就意味着彼此都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因此,北京奥申委制定了“合纵连横”策略,就是要通过中国对罗格的支持,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的支持。当然,北京奥申委也会有一些承诺,联合自己的朋友去支持罗格——这个策略是北京奥申委的总方针。
     
      在莫斯科投票前几个月,刘淇和袁伟民在瑞士见过罗格。袁伟民回忆说:因为我们中国支持罗格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态度一直是非常明确和公开的,所以我和刘淇跟他聚会的时候,罗格首先表示感谢,他也对刘淇市长说他完全支持北京申办,但也请中方理解他,不能够公开表态,因为他本人是欧洲奥委会主席,而巴黎和伊斯坦布尔这两个申办城市都位于欧洲,但是他会为北京做工作的。袁伟民觉得罗格有这个态度就够了,很明确,也很实在。
     
      但执行“罗京组合”策略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北京奥申委的顾问,意想不到地不配合,我行我素,有些行为与北京申奥的总方针相悖,令北京奥申委费解、困惑和不安。
     
      第一次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2001年3月2日。有人告诉袁伟民,从来自境外信息获悉,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已推荐金云龙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他和李志坚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因为按照国际奥委会章程规定,竞选主席需要两个以上国际奥委会执委推荐,当时中国只有这位资深委员是执委,平时他与金云龙关系较好,这是许多委员都知道的,但是,这次推荐谁竞选主席可直接关系到北京申办能否成功,为什么事先他一点儿也没有透露?很明显,此举与奥申委制定的总策略是完全相悖的。袁伟民立即将此信息告诉了时任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贾庆林、刘淇和奥申委其他领导都感到吃惊,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天下午就立即召开奥申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请这位资深委员讲明情况。他承认有这个事实,但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避免此举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消除罗格和欧洲委员们的误会,奥申委商量了一个紧急补救措施:请这位资深委员马上再推荐第二个新主席候选人罗格。由于后来这位资深委员又按要求推荐了第二个主席候选人罗格,所以此事就这样过去了。
     
      殊不知,事情还远没有结束。第二次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在莫斯科投票前两周,中国奥委会一位官员向袁伟民汇报参加欧洲奥林匹克协会会议的情况:据欧洲委员反映,金云龙在做工作,不让北京取胜,因为北京取胜,金云龙就没有希望了,但中国方面却有人在支持金云龙。所以罗格说:“北京不要犯错误”,“他不喜欢中国出现不和谐的声音”。
     
      第三次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北京成功竞选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后的第三天,也是国际奥委会投票产生新主席的前一天,从莫斯科惊爆险情:国际奥委会一位重量级人物碰见国际奥委会中国的女委员说:“你们那个人(指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态度暧昧,告诉你们的部长。”袁伟民非常生气,心想人家说话算数,支持北京申办成功了,现在我们却过河拆桥,不支持人家了,不是丢脸吗?更何况,金云龙能和罗格相比吗?金云龙是韩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后来因为贿选问题被国际奥委会点名,并且遭到韩国检察机关的起诉。据说他在竞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时候曾经向委员们许诺:只要投他的票,他将给予酬劳。这种人怎么能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袁伟民让于再清立即召集三个中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开会,一定要全力支持罗格竞选成功!
     
      可是,结果令人失望。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依然还是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投了金云龙。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韩国KBS电视台采访金云龙时,金云龙认为中国方面“只有×××(指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这位委员投了我的票”。韩国国内对金云龙在各大洲得票的情况也是一清二楚,认为金云龙在亚洲得了7~8票,其中有中国的1票。
     
      试想一下,如果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投票的程序颠倒一下(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投票产生国际奥委会新主席在前,产生奥运会举办城市在后,那么在投票前夕,罗格和欧洲委员发现中国有人不仅不信守承诺,还积极为金云龙拉票,那么罗格和欧洲委员还会把票投给北京吗?答案会是NO!届时,中国奥委会将会面对何等尴尬的处境,北京和13亿中国人民将会何等地失望!这一切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任何国际组织中的斗争都是严峻的、无情的,国际奥委会中的斗争也不例外。
     
      袁伟民说,我们为了北京申奥成功,积极做中国的朋友们的工作,希望他们在支持中国北京的同时,也把票投给罗格。而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却做反工作,让我们的朋友把票投给金云龙,而如果金云龙当选就意味着北京出局。
     
      一个参加了北京申奥全过程、在一线工作的知情官员给袁伟民写信说:“现在人们有个误解,认为北京获胜,主要是XXX(指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的功劳和他在陈述时的最后讲话,他自己几次对记者讲话,包括他的莫斯科日记中都这么说的。我认为这不是事实的真相,应该出面澄清。”
     
     
    袁伟民出书批何振梁阻申奥 何振梁:纯属诬蔑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在近日公开发售。袁伟民在书中直指何振梁“不听招呼,自作主张”,在国际奥委会主席选举中支持金云龙而不是罗格,称此举险些给北京申奥成功造成负面影响。对此何振梁表示这一说法是杜撰,谴责对方“污蔑”……

      据《成都商报》报道,一位是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一位是国际奥委会现任委员,在大众眼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中国体育的元勋”。随着《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在近日公开发售,书中首次披露了诸多中国体坛的内幕,其中北京申奥成功背后的揭秘打破两位德高望重老人间的静默。袁伟民在书中直指何振梁“不听招呼,自作主张”令读者一震。近日,何振梁通过成都商报开始回应袁伟民在书中的指责。

      成都商报:何老,袁伟民在他的新书中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北京申奥的内幕,其中又侧重描写了你因为支持金云龙而险些给北京申奥带来影响的问题。请问你对此有何评价?

      何振梁:我听说了。关于这一点,我只想说一点:国际奥委会的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请问他是到哪查到我支持金云龙的?或者又是谁跟他说的?这种杜撰只能欺骗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

      成都商报:您早就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了,你现在依然如此忙碌、奔波,又是为了什么呢?

      何振梁:如果不是国家需要,我现在确实可以安安心心地享受退休生活了,没想到我这样付出还要受到别人如此的污蔑。

      成都商报:那对此你个人有何想说的呢?

      何振梁:历史是由事实来写成的,不是靠某些人编造出来的。他说的这个事,我不想说太多的东西,因为我很忙,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处理,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无聊的东西,他爱炒就炒吧。我想说的话只有一句: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好人有多好!当然,我也不排除必要的时候会站出来说明一切的。

      袁伟民:这是事实有据可查

      对于何振梁的回应,策划推出《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的凤凰联动相关编辑日前表示,他们已就此联系袁伟民方面,他们将在看到报道后决定是否回应。

      就在上周日,记者在南京采访袁伟民时,记者曾表示,书中虽然没有点出名字,但圈内人一看就知道是谁,这难道不怕会引起争议吗?袁伟民当时告诉记者,他并不怕争议,而没有在书中点出名字,是因为出版这本书是为了还原真相,而不是挑起纷争。袁伟民表示,这本书所讲的事情,都是有证据可查的。

      新闻回顾:袁伟民出书暗批何振梁称申奥有人在做"反工作"

      袁伟民在新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暗指何振梁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支持金云龙而不是罗格,险些给北京申奥成功造成负面影响。

    廖亦武:别了,遥远的法兰克福

    注:
    全世界最大的书展,法兰克福图书展今年邀请中国为主宾国。
    为此习近平王储殿还大驾光临法兰克福书展,并已向德国总理赠送了英文版的江老佛爷语录。
    另外他还亲自到柏林华人学校骗小孩子们读三字经:
    "小朋友,跟我念。人之初,性本善,,,"
    之后小朋友们被非常感动,家长们也假装是。
     
    廖亦武:别了,遥远的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太遥远了。
     
    虽然我的德文译本正好在那儿的书展上推出,虽然柏林的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早就发来邀请,但是管理我的警察说廖亦武你去不了。我说我有护照,为什么去不了?警察说你自己清楚。我说我不清楚。警察就嘿嘿笑了。
     
    和许多专制国家的流亡者一样,我做梦都想出国。1989年6月4日凌晨,我在长江中游的家里,与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Michael
    Day)一道,同步写作并朗诵了针对北京天安门惨案的长诗《大屠杀》,我在诗中预言道:
     
    中国人没有家了!谁都知道中国人没有家了!
    家是一个温柔的愿望。让我们死在愿望里!
    让我们死在自由、平等、博爱、和平这些缥缈的愿望里!
    让我们变成这样一些愿望,站在地平线,引诱更多活着的人去死!
     
    这首最具有象征性的汉语诗,被录制成磁带,在地下广为传播,划开一道文学、勇气与良知的分水岭。当时,我的许多著名的文学同行,在全国性通缉追捕中,逃亡到海外-,有的后来客死海外。刘宾雁、王若望、郑义、北明、高尔泰、苏晓康、孔捷生、一平、康正果、贝岭、杨炼、北岛......我可以列出极长的文学流亡者名单。
     
    在令人窒息的红色恐怖中,我也制定了逃亡的计划,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还千里迢迢跑来我家,为我提供具体的路线图,以及台湾歌星侯德健的秘密联系方法。在一封后来被-警方查获的友人通信里,我写道:背起行囊,在船头回望两岸的鹅卵石,这个该死的祖国已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
     
    随后我被捕入狱。判刑4年,受此案牵连而坐牢的地下诗人达20余名。酿成六四之后最大的"反革命案件"。事隔多年,我回顾被抓的那一幕,仍浑身哆嗦。我手里紧捏-至南部边陲的火车票,包里藏着几本诗集、几本小说、散文和通信集,正激动万分呢。可突然间,命运就被隆隆飞驰的火车拦腰辗断。
     
    在法庭上,我的诗歌、小说、散文、通信以及电影,统统作为"罪证",一一展示。我两次申辩说我不懂政治,竟两次引发哄堂大笑。
     
    另一种人生开幕了。
     
    我被转来转去,进过4个监狱。亲密接触过成百上千个刑事犯,还目睹过20多个死刑犯被绑赴刑场。我曾经与杀人放火、贩卖人口、强奸盗窃、越狱亡命、算命诈骗者交-朋友,一遍又一遍听他们的口述。出狱后,为了糊口,我也曾四处流浪卖艺,在黑吃黑的酒吧里,吹破洞箫、唱破山歌,与社会最下层的老百姓一样讨生活。我逐渐忘掉我-是个诗人,是个在监狱里仍在坚持写作的"政治犯"。我听了太多太多"别人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还在不断增加。于是我不知不觉地拿起笔,有时也拿起录音机,记录-漫无边际的底层故事。中国人的泪和笑;中国人在一次又一次被强暴之后,如何从忍辱偷生到麻木不仁;中国人的生存秘诀,无耻,无奈,无耻而顽强。《中国底层访谈录-》就这样一点点累积成书。我在1999年最初版本的自序里写道:迄今为止,我还没有从任何一个中国作家的笔下,读到过比现实生活本身更震撼人心的东西。
     
    于是记录或见证成为我的必修课,然后才是文学。20多年来,孤独中的我,写了300多个和我同样孤独的底层人物,还有五卷本自传体小说《活下去》,其中《证词》-一卷,被文学同行和政治犯们称为"中国当代监狱的百科全书"。
     
    但是自由的渴望日益强烈,特别对于一个坐过牢,并多年处在警方严密监控之下的人。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盗版碟,我看过无数遍,每次都联想,那个窃听艺术家私生-活的老牌特务,被钢琴弹奏的《好人奏鸣曲》所打动,从而由"潜伏的敌人"转化为"潜伏的读者"。那么,我的周围,是否也会重复类似的警察被我的某部作品所打动的-故事?
     
    2000至2001年,我先后两次向户口所在地申请护照,原因是我和今天派诗人芒克一起,主演了日本龙影公司投资拍摄的艺术电影《飞呀飞》。该片参加了日本东京-和德国柏林的电影节,作为男主角,我两次被邀出席。可几经波折,警方拒绝办理护照。
     
    2002年5月,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3卷本,我以售书宣传为由,再次申请护照,仍旧被拒。
     
    2002年6月,我获得流亡诗人贝岭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倾向文学奖",也因办理不了护照,不能前往领奖。
     
    2003年是法中文化年,我受法国蒙佩利耶市国际书展秘书长的亲笔邀请,准备前往参加我的法译新书的新闻发布会,因护照申请被拒,不能成行。
     
    2004年,我另辟蹊径,托旧日朋友,私下与警方沟通,恳求"网开一面",被断然回绝;连我的前妻宋玉的护照申请也被拒绝,警方甚至说"除非你和廖亦武离婚"。
     
    2005年,中国公安部出台新政策,公民办理护照,不需要任何邀请。可与警方沟通的结果,我属于"特殊情况",不准办护照。
     
    2006年,我接到美国笔会的公函和笔会主席拉什迪的私人信件,邀请参加纽约的一个中美作家对话会,可警方还是拒办护照。于是我聘请律师滕彪和王怡,与警方打官-司。无结果。
     
    2007年,第9次申请护照,第2次打官司,无结果。
     
    2008年底,乘四川5·12大地震的混乱之机,迁移户口,并申请护照,意外成功了。可1个月后,警方找我喝茶谈话,提醒没有他们的特许,我有护照也不能出国。
     
    2009年6月,因写作《地震疯人院》一书,获得澳洲齐氏基金会颁发的"推动中国进步奖"。我接到出席邀请,在澳大利亚住北京大使馆办理了签证。原计划转道越南-,不料却在广西友谊关被边防武警拦截,扣押两个小时,并开具了《阻止出境通知书》,理由是"接到上级文件",我"出境后有可能对国家形象造成重大损害"。
     
    2009年8月底,我接到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相关机构,柏林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信函,邀请参加我的德译作品集《坐台小姐和农民皇帝》(Fr?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的宣传活动。我先后与警方谈判3次,不获批准。我的朋友,流亡诗人贝岭将消息捅给德国《南德意志报》资深记者包克(Henrik
    Bork),后者以独家新闻发出,在西方激起轩然大波,几天内我接受了几十家媒体的电话和现场专访,也接到法兰克福书展以及邀请方的多次致电,他们称"与主宾国-作家代表团负责人、中国新闻出版署、使馆、领事馆交涉过数次",可我这边的警方却绝不松口。
     
    自由!自由!多少人为你赴汤蹈火?可此时,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前夕,在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为我安排的演讲和音乐时段逼近之际,我却在万里之外,傻傻地坐在书桌边。成都的天气阴沉,一阵阵冷风袭来。我习惯性耸起肩头,如一只灰毛老鼠。
     
    对对,我就是一只中国老鼠,最擅长打洞了。当警察像猫一样守在各个洞口,我就设法朝更深处钻,由于恐惧,我恨不能用爪子和牙齿刨穿地球。1989年之前,当我还-是先锋诗人,揣着本《在路上》四处游荡的时候,我和众多在法兰克福露脸书展的官方作家一样,消受不了在地下、在洞中的潮湿时光。而整个中国,却布满了错综复杂的-老鼠洞,只要没日没夜,窜去窜来,就会遭遇无穷无尽的鼠类。拉三轮的、坐牢的、乞讨的、卖菜的,不是鼠类吗?官员、商人、醉鬼、含冤而死的上访者,不是鼠类吗?-我们这些作家、诗人、教授、学者,不是鼠类吗?大家小心算计,大家勾心斗角,大家讨好当权者,因为当权者有钱有势有牢笼,你听话,就给你钱和势,让你代表中华民-族,去法兰克福集体亮相,去国际文坛交流和领奖;你不听话,就给你牢笼,就如刘晓波、谭作人、力虹和师涛。
     
    我的惩罚来得轻些,只命令在老鼠洞里好好呆着,别露出招风耳朵,别妄想跑到地面大摇大摆。猛然间,我感觉自己这辈子,似乎永远出不了国门--这就是所谓的天意?-是上帝通过警察的手,拦截我,不让我像断线风筝,满世界飘荡?他老人家在冥冥中告诫,你看你看,那么多的流亡作家,哪个不比你优秀?可他们失去了母语环境,感应-不到鼠类鼠心的热度,就只有回忆写作了。在冷如灰烬的回忆中,20年前和20年后,有啥区别?新血迹和旧血痕,有啥区别?植物人和动植物,有啥区别?
     
    我说我就愿意回忆写作,或者不写作,就自由自在玩。玩不下去了,就留在西方卖艺、扫大街、洗盘子。是共产党硬要我呆在这儿,硬要我每天写,不知不觉就见证了现实-和历史,把根子扎在鼠洞里,拔不出来。我难受,太难受了。
     
    上帝说你读旧报纸吗?两年还是3年前,好端端的太湖大堤崩溃,转眼涌出十几亿只老鼠,密密匝匝,像汹涌的波涛,覆盖住人类的村镇。那堤坝呀,全是筛子眼,全被掏-空了,据说人鼠大战持续了半个多月,鼠类才暂且撤退。而当今中国,就是一超级鼠洞,倘若崩溃,就将一波接一波,影响全球。到那时,你愿意漂洋过海呢,还是原地不-动?
     
    我说那时我已经死掉,只好原地不动了。
     
    那么别了,遥远的法兰克福。
     
    2009年10月10日 星期六 中国成都远郊
     
    (此为德国《南德意志报》的书展特约稿)
    October 13

    恳请张清扬先生,徐梅小姐澄清有关中组部老干部局的信息来源

    最近有友人发来关于中组部老干部局公布的对离休干部待遇的信息,我也转发给了朋友们。好在一位严谨的友人提出质疑,认为中组部不会此地无银,自己公布这等国家机密。即便是公布,为何现在公布2005年的数据。友人就此断定这则信息一定是杜撰的,而杜撰是可耻的,实在危害整个自由进步媒体的公信力。

    我认为朋友言之有理,于是也试着在网上查找相关信息。发现虽然转载很多,但大都是出于同一原文,而原文中没有注明信息的原始来源。原文应该是张清扬先生(或女士)发于参与网的。

    http://www.canyu.org/n9716c6.aspx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wangchuan2008/archives/343053.aspx

    http://www.6-4.net/news/gb/intl/2009/09/200909300449.shtml

    原文中有以下引述: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最新公布: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 5537人。一共是5654人。"

    另外文中也有引用徐梅小姐的段落:

        "记者采访了参加集会的徐梅小姐和王明钗小姐和张伟女士。徐梅说,最近我们从中国国内网站发现这个消息,这让我们万分震惊。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很腐败,但是中国政府高官如此规模的挥霍国家财产,挥霍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而且明火执仗、堂而皇之地公开挥霍,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愤怒。要知道,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至今没有任何福利,他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死了都没有钱安葬,这些共产党高官们却如此穷奢极欲!这就是他们敌视民主、拒不改革的原因所在,他们就是想保住他们的特权地位。"

    由此,我恳请张清扬先生,徐梅小姐能够澄清一下相关原始信息的出处,以便大家能够确信无疑。

    网络信息,鱼龙混杂,这更要求进步自由的媒体和人士,一定要做到严谨真实。任何出于"正确目的"的杜撰,篡改或含糊,都是可耻的,最终会使自己丧失公信力,而砸了自己的脚。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鉴。

    也由此,若其他人士,能够证实以上信息的原始来源,亦将不胜感激!

    October 10

    我每每为我的同胞所震撼 - 杨恒均:我们离法西斯、民主和诺贝尔有多远?

    这是一位同胞给我的回复。一位受过高等教育,自愿选择在民主国家生活的女同胞。我每每为我的同胞所震撼。她虽没直说,但看得出她在祝愿我们这种人应去领教领教她所为之骄傲的那个光荣勇敢的国家机器。
     
    其实这是多虑了。那个机器的光荣勇敢,我二十年前就已领教过了。所以当我今天看到其越发强大的时候,我更迫切于,这个机器一定要归还给国家,归还给人民。而永远不能再被独裁政党领导着把光荣勇敢倾泻在国家的首都,国家的人民头上。
     
    而至于我们的国度为何会盛产这样的同胞,大家也许能从杨恒均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一些答案。
     
    另外,频发的矿难总是令我极端不舒服,依照这位同胞的信念,那必定是对国家好的。所以"爱国"同胞们是应该坚决拥护矿难频发呢?还是应该严厉打击那些非法报道矿难,危害和谐稳定的"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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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Sent: giovedì 8 ottobre 2009 10.04
    To:
    Subject: RE: "祖宗有训,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尊敬不如从命.
    祝好.
    XX
     
    From:
    Sent: Donnerstag, 8. Oktober 2009 10:01
    To:
    Subject: RE: "祖宗有训,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所谓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案是中共地下党策划出来的,这个真相这几年已经浮出水面了。相比之下,中共友邦苏联占领东北地区的时候,强奸妇女事件到倒真是层出不穷。"
    这种话, 这种人, 真让我恶心。 很快南京大屠杀也会被你们说成是杜撰的吧。
    现在看来, 阅兵式就是好, 能让你们不舒服的, 才是对国家好的。
    你们不要酸了, 赶快组织反共救国军, 拼刺刀去吧。
    我不想再读到你们的意淫了。
     
     
    杨恒均:我们离法西斯、民主和诺贝尔有多远?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10/200910091938.shtml
     
    独裁、法西斯是怎样炼成的?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浪潮》(DieWelle)的故事情节如下:一位叫文格尔的高中老师要去对一群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无忧无虑的高中学生讲授“独裁专制”课。第一堂课他就受到这些个性鲜明的孩子的嘲弄和抵触。同学们不知道什么是独裁专制,也不想知道,因为那玩艺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一样,离他们很远了。
        
        文格尔为了让这些高中生理解什么是独裁专制以及法西斯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一道理,决定改变教学方式。他别出心裁,准备做一个“法西斯”实验,把自己的课程变成“法西斯速成班”。当然,要实验“独裁专制”,最需要的是一个“元首”,作为老师的文格尔当之无愧,这一点同学们没有意见。
        
        文格尔老师是如何实行“独裁”的呢?星期一,他面带微笑地告诉眼前这些“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的高中生如何利用课堂的空间实行对身体有益的呼吸和简单运动,促进血液循环——这可比教授那些枯燥的“法西斯”有趣多了啊,而且,好几个学生在照做之后果然感觉舒服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同学的兴趣被调动起来,最后大家都开始按照文格尔的“命令”做促进血液循环的运动。随后他们按照文格尔的要求,结束了课堂上东倒西歪的历史,端端正正地坐好了……
        
        接下来的星期二、星期三等温文尔雅的文格尔强调了纪律和团结,强调了大家要有集体主义精神,要互相帮助。这些话放在任何团体里,都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对这些从小散漫惯了的高中生,更是有一种崭新的感觉。例如,弱者不再害怕被外班的流氓同学欺负,因为在集体主义精神下,文格尔这个班级同学团结如一,一致对外,就算你是强壮的大流氓,你能打得过整个班级的同学吗?中国俗话怎么说的?一支筷子容易折断,但一把筷子呢?
        
        当然,班上也有几位同学对这种一下子改变了生活方式的做法不以为然,可他们马上遭到了集体的反对。这个被同学们取名“浪潮”的运动,一下子显示出了力量和效率的优势。一些放学后无所事事的同学也找到了精神依托,不再精神空虚到处游荡,开始为集体出谋划策,组织活动,结果大家都被“组织”起来了……
         
        很快,有同学建议组织的人应该穿统一的服装——啊,当他们穿上一样的服装之后,他们看上去是多么的平等啊,男同学不再有人穿高级名牌,有人穿得破破烂烂,差距一下子消除了;而女同学也突然发现,有了集体规定的统一制服,她们少了最大的烦恼:每天早上不用再为今天穿什么而绞尽脑汁……
        
        少数几位认为这样做太离谱的同学受到了更加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来自组织里的同学,而不是文格尔,当这些反对“组织”的同学仍然不向“浪潮”靠拢的时候,他们受到排挤,甚至被“集体”赶走……
        
        这时的文格尔除了强调纪律和集体之外,仍然什么也没有干,但由于全班的同学——也是“浪潮”和“组织”里的人越来越以他为中心,以他马首是瞻,他的笑容越来越少,脸色越来越严肃。大概在第四天的时候,学生们已经忘记了这是一个实验课,而我也感觉到文格尔已经从老师变成了“元首”。文格尔身上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为了扩大“浪潮”的影响,让这个班级看上更像一个集体,有人建议“浪潮”运动应该有自己统一的手势和标志。当手势被选定后(一种在胸前划一条波浪形的手势),我们看到镜头中第一次做这个动作的学生们还有些不好意思,动作做得也不整齐,但在文格尔亲切而威严的目光督促下,同学们反复练习,不一会,全班同学已经可以做得整齐划一了……这个原本是有点游戏性质的实验课,发展到这里几乎让所有的观众都会和我有了一种怪怪的感觉,包括那个整齐划一的动作,不能不联想到“Hi Hitler”的那个给世界带来灾难的纳粹手势……
        
        和任何一个集体一样,这个集体少不了狂热的积极分子,实际上他们比文格尔本人看上去要积极得多,“浪潮”的很多活动和动作都是他们建议和设计出来的。几位积极分子利用夜晚把“浪潮”的标志刷到校园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当这个班和其他学校比赛的时候,积极分子要求全体同学必须到场,一起高呼口号加油……
       
    你们就是法西斯!
     
        文格尔的实验课终于引起了他的女朋友(也是该校老师)和其他老师的警惕,她提醒文格尔,他的所作所为正在和这个社会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走得太远了,一开始文格尔甚至狡辩了几句,说学生喜欢他,尊重他,这有什么不对吗?难道自己要像其他老师一样,上完课就把学生丢在一边,毫不关心?
        
        可是当文格尔发现一位学生由于太尊重和热爱他,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睡眠彻夜守在他的门外保护“元首”的时候,他终于感到了极大的不安。
        
        于是,在五天过后的星期六,文格尔把穿戴一样,做着一样手势呼喊同样口号的同学们集中到大礼堂,让加入“浪潮”组织的同学们谈一下过去五天的感受。感受到集体主义魔力的同学纷纷说出自己的感受,找到了平等的感觉,成绩不再重要!找到了新的关注点,新的兴趣!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甚至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而当一个同学提出异议,对“浪潮”运动过去五天的表现进行严厉指责的时候,竟然遭到了所有“浪潮”运动参与者的群起而攻之,甚至被骂为“叛徒”,几位积极分子最终把这位异议分子揪上了讲台。
        
        看到这个场景,文格尔终于开口说:同学们,大家还记得五天前我们为什么搞“浪潮”运动吗?其实,我们只是在搞实验课,通过这个课,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叫法西斯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离我们有多远……
        
        当所有的同学都聚精会神的时候,文格尔继续说,你们看到,这就是独裁体制,这就是法西斯!
        
        这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事件原本就到此为止,但作为电影,导演却加了一个结尾:当一位“浪潮”积极分子猛然醒悟到自己准备全身心投入的“浪潮”只不过是一个教学实验,只不过是一场梦的时候,他冲上讲台,开枪误杀了扭送“叛徒”上台的“浪潮”成员……
        
        在现实中,这个结尾并没有发生,这场实验课并没有死人,老师文格尔也没有被警察抓起来。可是,加了这样一个结尾,我不但不觉得是画蛇添足,而且还认为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那种集体主义发展下去,结果都差不多。这虽然是微缩的法西斯班,但却是被历史上大得多的政治实体反复证明了的:斯大林证明了这一点,希特勒也证明了,当今地球上,还有少数专制独裁国家在继续用人的生命证明这一真理(例如北朝鲜)。
        
    好消息是:我们离民主其实也只有五天的距离吧 
        
        假期看了近30部电影,但这个电影对我的冲击要超过任何一部,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我正好有一位读高中的儿子在比电影当时反映的那个时代(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还要自由的国家读高中——
        
        这电影里的那些高中生几乎和我儿子一模一样:相同的社会制度,相同的教育制度,相同的生活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相同的价值观和精神状态——那是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所拥抱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必然结果。我和儿子生活成长的背景截然相反,我是在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熏陶下长大的。
        
        但我得说,有时看到西方的孩子无所事事、个人主义比较严重(注意:这里的个人主义并不是极端自私主义,两者区别很大,他们只是以个人利益为重的主义,不会为了所谓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者,他们会对要求牺牲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抱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还真感觉到“文格尔”老师做得没有什么不对。可是看完这部电影,我深切地认识到,不管你生活在什么地方,什么制度下,其实我们离开独裁专制和法西斯、法东斯并不遥远。
        
        更可怕的是,就我近距离观察在西方长大的孩子,一旦真的开始灌输他们法西斯和独裁专制,也许五天太夸张,但绝对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很可能又会出现很多希特勒。这真正动摇了我的一个信念,那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真是根植在人类本性之中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吗?另外一个反证是,如果对上面的问题是肯定的答复,那么,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为什么只有最近的一百多年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才最终在制度和社会层面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也许,无论是集体主义、独裁专制还是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都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既是每一个个人选择,也是一个集体、整个社会和国家的选择。我在以前和一些网友讨论老百姓到底要什么的时候也说过极端的话,我说,我们别争论了,你喜欢专制,我喜欢民主,不会有结果的。这样吧,去找一群没有被某个国家的教育污染过的文盲,分成两组,然后你告诉他你的集体主义,我告诉他们我的个人主义,你告诉他们专制体制的美妙,我告诉他们民主制度的无奈,等过一段时间——就五天吧,我们请他们自己选择,好不好?我坚信,选择民主体制的要远远多于专制体制的。原因很简单:没有灵魂的扭曲,没有被洗脑,资讯开放,真正有言论自由,才能保证法西斯不会卷土重来,民主才能开花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离开独裁法西斯可能只有五天之遥,但我们离民主,其实也只有五天的距离而已!
        
        
    你发现没有?独裁者一般比我们更爱我们自己……
         
        这部电影对我另一个冲击则是当文格尔宣称“这就是法西斯”,大家只用了五天的时间就把自己变成了法西斯的时候。这就是法西斯?那么,如果电影导演不安排一位狂热分子开枪打死人,那么,这也是法西斯?他们做错了什么?集体主义吗?互相帮助?抱成一团?还是让这些毫无纪律更无集体观念的孩子们找到了共同的目标?让弱势的个体借助集体的力量变成了强者?让大家都变成了统一制服、统一手势、甚至统一行动和想法的平等集体的一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文格尔”的实验课,知道这个课程给我最怪异的感觉是什么吗?是这个发起“浪潮”以及成为某种独裁专制小集体的领袖的文格尔从始至终是一位不错的老师,一位不错的人。更让人不解的是,文格尔从头到尾要求学生们做的集体主义活动,不但没有什么大的错误,而且都是以关心、爱护学生的名义进行的!
        
        ——他让学生们一起做对身体有益的小锻炼,他让学生们端端正正地坐好,他关心集体中的弱智……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在集体、团结、关心和爱的名义下进行的?我的读者中绝大多数并没有像我一样在西方生活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自己上高中的儿子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熏陶下变成什么样子。有时,我真想有一个“文格尔”式的老师来关心一下我的儿子,告诉他看书的姿势、如何做眼保健操、如何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可是,这个电影让我想起了我早有的一个看法:所有的独裁者都认为他们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比你更关心你自己,甚至比你更爱护你自己啊!
        
        《浪潮》毕竟是一部电影啊,是艺术的加工啊,那么,现实又如何呢?让我们暂时离开虚构的电影故事,但对照电影折射的道理来回顾一下历史上所有的“独裁专制”,包括希特勒和斯大林,我们会惊讶的发现,那些独裁者其实在建立法西斯独裁专制体制的时候,几乎都像这个影片中的“文格尔”一样,是带着微笑,带着关爱,举着要为集体谋幸福的大旗的,不管他们是用欺骗的手段,还是枪杆子,他们的愿望是得到大多数民众认可的,甚至支持的。例如希特勒,他上台后建立的法西斯,可谓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甚至也为德国普通民众包括工人带来了高福利。
        
        我们也可以再从反面来论证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元首告诉大家独裁就是要剥夺你的人权,霸占你的劳动,就是封杀你的言论自由,请问,他们的独裁专制体制还能够建立起来吗?老百姓还会跟着他们走吗?就连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也是用推翻皇帝分田地的方式来号召民众的,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一开始就说,我推翻旧皇帝就是为了自己当皇帝?
        
        在《浪潮》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学生们在一个“元首”的引导下,逐渐选择了独裁专制的“体制”,电影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独裁专制甚至法西斯上台和延续不都是靠枪靠炮,更多的是靠被这个制度奴役的普通民众的愚昧和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独裁专制甚至法西斯都是那个国家老百姓“选择”的!
        
        ——你告诉我,一个蓄小胡子的希特勒竟然能够让世界上最伟大的德意志民族陷入万劫不复?而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希特勒德国的苏联人民怎么又会匍匐在杀人狂斯大林的脚下?一个湖南人就在近十亿人口中轻易发动了一场据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文化大革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穷得还有民众饿死的小小国家,竟然搞出了世界上任何强国都弄不出来的十万人整齐划一庆祝生日的表演 (北朝鲜的“阿里郎”),而它的观众只有一个独裁者?!
        
        我们常常形容独裁者为“孤家寡人”或者“独夫民贼”,其实恰恰相反,所有的独裁者都是集体主义的推崇者和组织者。他们用集体主义把民众变成绝对平等的人之后,他们却应了《动物农庄》里的一句话:这里所有的动物都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比所有的动物更平等。他们帮助民众选择道路,他们声称他们比民众更加热爱民众。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就变成了集体的元首、核心和领袖。当每一个依附集体的人都开始为集体服务的时候,那个集体就开始只为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利益集团服务了。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不但没有救世主,也从来没有比我们自己更关心和爱护我们自己的统治者。那些打着集体主义的旗号,泯灭个人自由和特征的独裁者,其实要彰显的不是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空心的集体主义精神,而是他们自己的肆无忌惮的个人自由!

    最后说点题外话: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浪潮》这部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的电影还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启示:就在大多东方人(特别是一些中国人)哀号我们因自己的文化和人种而走不出专制,永远不适合民主的时候,一位西方的导演用电影告诉我们:东亚病夫,别自卑了。看看这些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堡垒的白人孩子们,只需要五天时间,他们就变成让所有中国独裁者自叹弗如的青年法西斯!
        
        而这部电影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是有事实依据的。这部电影同样不是拍来为西方宣传、给中国人看的(至今没有中文版本),人家拍了自己看,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当然一个班级同学的所作所为,远远够不上“独裁体制”,也不能说是真的法西斯,可如果扩大到整个国家呢?如果“文格尔”不是老师,而是国家的元首呢?如果他用一点关心、一点爱、一点纪律、一点服从号召的不是一个高中班级而是整个国家,他泯灭的不是一个高中班级而是整个国家国民的个人自由和个人主义呢?是的,那就是真正国家意义上的法西斯了。——在不久的过去,曾经出现在民主和文明发祥地的欧洲大陆。
        
        这部电影不能不让我们反思教育和启蒙的作用。在中国,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一说到“启蒙”两字,就讳莫如深,仿佛这是“目中无人”和“自以为是”的代名词。其实,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欧洲的启蒙历史就会发现,这不但是一个漫长的百年启蒙,而且所有的被后世认为是“启蒙者”的人,都有一个特征,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正确无误的,这从几乎所有的启蒙者在后期都反思了自己前提的启蒙思想,在后期都发展了前期的思想可以看出来。从这一点看,我们可以这样说,欧洲的启蒙运动,首先是启蒙者对自身的启蒙。
        
        当然任何民族最大启蒙始终是对孩子们的,也就是对孩子们的教育。这也是《浪潮》这部片子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对孩子们的教育直接关系到民族和人类的未来。《浪潮》用反证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教育出了问题,不需要一百年,也许只需要五天,那么他的年轻人会在邪路上争先恐后,最终把民族和国家带向死胡同,甚至深渊……
        
        那么,我们的教育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是一个启蒙者的话——我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对自己进行启蒙的启蒙者:我也许要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把自己从过去的教育中启蒙出来!
        
        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是的,出问题了。也许你认为这种泯灭个性、扼杀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的教育只是阻止了人文领域的“大师”的诞生,其实,在科学方面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就在看《浪潮》电影后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今年诺贝尔的名单又开始公布了,当我看到世界上至高无上科学奖项中又有华人名字的时候,我是悲喜交加。
        
        我喜的是这已经是第九位华人科学家得诺贝尔奖了,如果你把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算成一个“种族”的话,那么,只有几千万人口的这个“种族”已经在短期间内有九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按人口比例计算,在世界各大民族中排在前列!),这是一个何等优秀的族群啊!那些说东方人智力低于白人的人应该羞愧得自杀!——而且,你想到没有,香港是被清廷割让给英国的,台湾是被60年前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赶到台湾岛的,而海外华人,有几个不是背井离乡,甚至是被卖猪仔到海外的?!
        
        我悲的是,这所有的华人诺贝尔得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没有在过去60年里接受我们在大陆所受的那种教育!我悲的是,我们还有和这几千万港澳和海外华人一样同根同族的13亿人,在接受那种不但出不了人文方面的大师,也出不了科学大师的教育!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用文格尔的方法培养我们的孩子,向他们灌输没有灵魂的集体主义,泯灭他们的天性和个性,当我们以为统一思想、整齐划一就是强大的时候,却发现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民族竟然在过去60年没有培养出一个顶尖的科学家,我们甚至不知道逃离专制独裁有多远了,也不知道离民主还有多远……
            
    杨恒均 2009/10/8

    October 09

    中国知识界15人公开发表《网络人权宣言》

    中国国知识界15人——包括作家、学者和律师,2009年10月8日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网络人权宣言》,全文如下:

    《网络人权宣言》

    站在人类历史长河的高岸上,我们将会看得更清楚:互联网这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和进步,对扩展中国人的自由与基本人权,无异于远古时代的铁与火、犁与轮对文明进程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网络公民传播的时代不可阻挡地来临。公民记者通过手机、数码相机拍摄事件,传播事实真相,已经成为时尚和新潮;网络也给公民提供出无限创意空间,通过博客、播客、网络论坛甚至是跟贴等途径,表达意见。

    我们认为,关心公共事务是公民的责任,而关注网络言论自由也是网络公民的责任。网络公民合法地发表言论、报道真相,是行使公民权利,也是促进这个古老文明注入以个人幸福与基本人权为核心价值的新血液,促进全体国民的福祉,因之应该予以鼓励、善待和宽容。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如下理念是值得肯定的:

    1, 互联网言论自由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是人类的最基本的人权和最美好的价值之一,值得追求、珍惜、爱护。

    2, 每个网络公民(NETIZAN)在网络上合乎当地宪法原则和法律的发言,用文字、声音、图画、视频表达意见,应该受到保护、鼓励。

    3, 发表权是网络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此项发表权尤其体现在个人博客、播客,体现在论坛中。发表权不应受到超出法律范围之外的审查和干扰。持有与发表意见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权利。

    4, 编辑权应予以尊重;此项权利不应受到法律范围之外其他权力的困扰。

    5, 采访报道权是网络公民应有的权利之一;此项权利应受宪法的言论自由原则保护;公民行使此项权利时应该尽可能重现事实真相,避免歪曲、捏造和恶意诽谤。

    6, 评论权和交换意见的权利是网络公民应有的权利之一,此项权利应包含有质疑和监督的权利,含有批评和抵制的权利。

    7, 匿名表达权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匿名是为了作者更便利地表达意见。只要匿名作者合乎宪法和法律地表达意见,此种合法权利应予以尊重。

    8, 网络资讯搜索权是公民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的一部分。一方面,合法的网页资讯不应予以屏蔽;另一方面,对事关公共领域的个人资讯的搜索权,应予以尊重和保护。

    9, 网络隐私权应予以尊重和保护。网络公民的真实身份与个人资讯,除非经公正透明的司法程序和被证明为必要,不得被网站予以公开。

    10, 合乎宪法和法律的网络信息自由流通权,应该予以尊重和保护。对违背言论自由原则的网站审查、屏蔽、封锁,应该被舆论谴责,并通过司法诉讼等程序寻求言论自由的正义。

    我们呼吁,为使公民重视网络言论自由对全体国民人权与幸福的意义,应该设立网络人权日。

    鉴于1911年10月10日,我们的先贤和志士浴血而起,终结了一个残暴的种族歧视王朝和漫长的帝制形式,在亚洲大地上首创了共和政体。为了追忆他们自由的热血和勇气,我们提议:每年10月10日,为中国网络人权日。

    2009年10月8日

    执笔人:凌沧洲

    联署人:凌沧洲(北京,作家,学者,资深媒体人)

    赵国君(北京,法律学者)

    冉云飞(成都,作家,学者,编辑)

    北 风(广州,资深网络媒体人)

    昝爱宗(杭州,作家,记者)

    张 辉(北京,学者,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

    唐吉田(北京,律师)

    魏 克(北京,诗人,漫画家)

    江天勇(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韩一村(北京,律师)

    郭旭举(北京,学者)

    史义军(北京,现代史学者)

    巴忠巍(河南,青年维权工作者)

    左 樵(北京,教育工作者)